佛教不是中國本土誕生的宗教。大約在公元67年漢明帝時期，佛學思想經由古印度傳入中國。它之所以在中國長盛不衰，是因為解決了一個道家和儒家都沒有解決或者說解決不了的問題。
儒家和道家結合起來，再加上由儒道衍生的法家，構成了中國封建民主禮治制度的基礎。
道家解決的是帝王的治世之道。他主張封建君王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國若烹小鮮，要求統治者放低姿態，善於傾聽，上善若水，順其自然。
儒家解決的是官宦的為政之道。他提出君君臣臣、為政以德、五美四惡，要求為人臣者遵制守禮，事君以忠，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君王寬容大度一些，人臣積極進取一些。君王多聽意見少干預，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人臣則多做實事多爭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此則君仁臣忠，一派盛世和諧景象。
封建帝王和官員需要考慮的治國問題，被道家和儒家聯手解決了。但是老百姓該怎麼想怎麼做，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
這個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因為道家給不了答案，儒家也給不了答案。
道家學說，其實不是講給老百姓聽的。地位高的人才有資格放低姿態，這叫謙遜隨和，叫禮賢下士。上位者站得那麼高，低下頭才能看得到人，如果他抬頭向天，那麼就看不到人了。曲高和寡的結果，一定是亢龍有悔。
地位低的人沒有資格謙遜。下位者如果一直低著頭，就只能看到自已的腳，只能看到自已腳下的那一小塊土地，會被譏諷為鼠目寸光。老百姓如果不爭不搶，一定會和懦弱無能劃上等號，結果是永遠無法出人頭地，最終一無所有。
儒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論語·憲問》雲：“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又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國家有道的時候要言行正直；國家無道的時候仍然要品行正直，只是說話做事的時候要低調謙遜。有德行的人一定會講道理，但講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愛之人一定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仁愛。
為什麼要正直，要勇敢？
正直意味著有底線，勇敢意味著敢於反擊。為人可以低調謙遜，仁愛有禮，但如果有人敢觸碰自已的底線，自已就敢正面硬剛。所以儒家在講溫良恭儉讓的同時，也講積極進取，講以直報怨。要求為人臣者立於丹陛之下，要有敢於據理力爭、犯顏進諫的勇氣和魄力。
但是，儒家學說也不是講給老百姓聽的，他的教育物件是貴族、士族和其他求仕之人。先秦諸子百家，包括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在內，他們的學說主要都是為統治階層說話，很少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問題。
儒家提倡的繁文縟節，對於老百姓來說太過鋪張浪費且沒有必要。而墨家的節用節葬卻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老百姓已經過得很苦了，滿心希望自已能過得更好一些。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諸子百家本身多為王族後裔，不是貴族世家，就是士族新貴，不可能對老百姓完全的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