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不是中國本土誕生的宗教。大約在公元67年漢明帝時期,佛學思想經由古印度傳入中國。它之所以在中國長盛不衰,是因為解決了一個道家和儒家都沒有解決或者說解決不了的問題。

儒家和道家結合起來,再加上由儒道衍生的法家,構成了中國封建民主禮治制度的基礎。

道家解決的是帝王的治世之道。他主張封建君王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國若烹小鮮,要求統治者放低姿態,善於傾聽,上善若水,順其自然。

儒家解決的是官宦的為政之道。他提出君君臣臣、為政以德、五美四惡,要求為人臣者遵制守禮,事君以忠,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君王寬容大度一些,人臣積極進取一些。君王多聽意見少干預,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人臣則多做實事多爭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此則君仁臣忠,一派盛世和諧景象。

封建帝王和官員需要考慮的治國問題,被道家和儒家聯手解決了。但是老百姓該怎麼想怎麼做,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

這個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因為道家給不了答案,儒家也給不了答案。

道家學說,其實不是講給老百姓聽的。地位高的人才有資格放低姿態,這叫謙遜隨和,叫禮賢下士。上位者站得那麼高,低下頭才能看得到人,如果他抬頭向天,那麼就看不到人了。曲高和寡的結果,一定是亢龍有悔。

地位低的人沒有資格謙遜。下位者如果一直低著頭,就只能看到自已的腳,只能看到自已腳下的那一小塊土地,會被譏諷為鼠目寸光。老百姓如果不爭不搶,一定會和懦弱無能劃上等號,結果是永遠無法出人頭地,最終一無所有。

儒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論語·憲問》雲:“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又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國家有道的時候要言行正直;國家無道的時候仍然要品行正直,只是說話做事的時候要低調謙遜。有德行的人一定會講道理,但講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愛之人一定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仁愛。

為什麼要正直,要勇敢?

正直意味著有底線,勇敢意味著敢於反擊。為人可以低調謙遜,仁愛有禮,但如果有人敢觸碰自已的底線,自已就敢正面硬剛。所以儒家在講溫良恭儉讓的同時,也講積極進取,講以直報怨。要求為人臣者立於丹陛之下,要有敢於據理力爭、犯顏進諫的勇氣和魄力。

但是,儒家學說也不是講給老百姓聽的,他的教育物件是貴族、士族和其他求仕之人。先秦諸子百家,包括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在內,他們的學說主要都是為統治階層說話,很少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問題。

儒家提倡的繁文縟節,對於老百姓來說太過鋪張浪費且沒有必要。而墨家的節用節葬卻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老百姓已經過得很苦了,滿心希望自已能過得更好一些。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諸子百家本身多為王族後裔,不是貴族世家,就是士族新貴,不可能對老百姓完全的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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