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女士的脖子上有一條六七公分的疤，那是小時候她得淋巴病留下的。
就是因為這個事，她初中沒念完就退了學。
“要不說，這沒媽的孩子就是不行呢！”早些年的任女士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的耳朵都快聽出繭了。
其實也不怪她。
畢竟她的親生母親，也就是我親姥在她六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任女士早已記不清自已親生母親的長相和姓名，唯獨對她的職業念念不忘。
任女士說，我親姥曾經是教書先生，也就是當時人們口中的“臭老九”。
她和我姥爺的相識相知，更像是一場令人唏噓不已的年代愛情劇。
當年我姥爺沒什麼文化，大字也不認識幾個，只能輾轉於各個城鎮做木工活。
在當地條件極其惡劣的情況下，他心裡暗暗下定決心，要去闖關東干出一番事業。
那時的他為了籌錢，正在我親姥家做工。
心中暗自愛慕那個文質彬彬的主家姑娘，也就是我親姥。
看到她人人喊打的時候，更是動了惻隱之心，一咬牙就帶著我親姥私奔到了我出生的小鎮中隱居生活。
那時的小鎮正是一五計劃的實行地之一。
五湖四海的人們相聚於此，我姥爺也順勢加入了他們之中，擁有了一份體面的正式工作。
二人如膠似漆，在親朋好友的見證下辦了婚禮，並生下任女士。
可好景不長，我親姥在生下第二個孩子後，任女士的親妹妹因為營養不良，早早夭折。
當時的各種硬性設施都比較落後。
二人只能將夭折的親生骨肉用草蓆裹住，扔在山裡。
此事過後，我親姥傷心過度，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鎮子裡的醫生並不多。
姥爺為了給愛人看病，一邊多幹活想要攢錢帶她去市裡看病；另一邊不知從哪淘了本《赤腳醫生》，每日挑燈夜讀，希望能找到治癒我親姥的方法。
可攢錢哪有那麼簡單？
還沒等姥爺攢夠帶愛人去城裡看病的錢，前來當地義診的醫生就告訴他，我親姥早些年由於教書時吸入太多粉塵患上肺癆，已經無法救治了。
我親姥堪堪堅持到任女士六歲那年，便撒手人寰。
而我姥爺畢竟正值壯年。三年守喪期一過，就在媒人的介紹下，迎娶了第二任老婆。也就是任女士的後媽，我現在的姥姥。
“有後媽，就有後爹。”
這句也是任女士原話。
在那個資源緊缺的年代，我姥接連生下三個孩子後，有好東西緊著自已孩子也是無可厚非。
任女士在家裡的地位越來越低。
餓了沒人管，哭了沒人哄，病了，更是沒人瞧。
任女士初二那年，患上了淋巴病。
姥爺的工作是在山上值班，常年不下山。
姥姥發現這種情況顧慮甚多，更是將此事瞞下。
聽任女士說，當時正值夏季，悶熱的天氣讓她脖子的傷口附上了好幾條蠕動的蛆蟲，無時無刻散發的臭味讓自已在學校飽受排擠。
值得慶幸的是，難以忍受的任女士在翻看我親姥遺物時，意外發現了她和孃家親戚往來的書信。
那時的任女士才十多歲，她不想死，她想活下去。
哪怕只有一線生機，她都要牢牢抓在手裡。
一咬牙，一跺腳。
任女士帶著我親姥留下的書信，跟著其他人偷偷爬上了小鎮通往市裡的那輛綠皮火車。
在對外界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未成年的女生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獨自踏上一段陌生的旅程。
哪怕放在現在，我都不敢想象。
可明明是痛苦的經歷，每次提起這段曾經的時候，任女士總是笑著的。
她說，能夠出生在這個國家真好。
原來，當年剛逃票沒多久，列車員就發現了她的行蹤。
可列車員聽說她的遭遇後，不但沒將她遣返，還貼心的告訴她接下來應該如何換乘，甚至組織當時車廂內的其他人給她募捐了能夠抵達目的地的車費。
經過幾番波折，任女士成功抵達了孃家。
他們的經濟狀況也不好，家裡幾口人也同樣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
畢竟血濃於水，她的幾個親舅舅商討後，決定湊錢給任女士看病。
任女士說，那段時間是我親姥走後，她過得最幸福的時光。
明明每個舅舅家都窮得叮噹響。碩大的鐵鍋裡，薄薄的一張玉米麵餅，卻需要四五個孩子們一起分。
可那些兄弟姐妹們，總會將最大的部分讓給她。
任女士在孃家住了整整一年。
病好了，她的脖頸處卻留了疤。
敏感的任女士知道，總留在孃家也不是辦法，便提出回小鎮和父親生活。
任女士的舅舅們知道我姥爺另娶後，意見頗多。
於是決定派其中和我親姥關係最好的舅舅送任女士回小鎮，順便接我親姥回家。
任女士回家後發現，果然不出意料，沒了她家裡也沒什麼變化。
可任女士的舅舅卻炸了鍋，他叫嚷著找回在山上守林的姥爺，當著任女士的面將我姥爺怒斥了一頓。
得知我親姥被草草埋葬後，提出一定要將我親姥的屍骨火化帶走。
面對前妻的親哥，姥爺只能同意。
舅舅走後，任女士本想返校，卻發現自已長時間無故曠課，學籍已被開除。
姥爺知道讓任女士待在家裡也只會繼續受氣，姥爺索性將任女士接到了山上和他一起工作生活。
時光飛逝。
在任女士二十三歲那年，可能是因為愧疚心理，姥爺決定讓她留在單位接班，自已回去和家人團聚。
八十年代的小鎮，包括任女士一家在內，擁有兩萬多常住人口。
那時沒有網路，就連電視都是十分罕見的存在。
年輕人的平日出門的消遣方式大體分為兩種。
一種是去公園溜達或者爬山登高，另一種就是去當地的集貿商場採購。
那時的任女士只有兩個好友。
一個是患有小兒麻痺症的張姨，另一個是體重超標的王姨，這兩位都是她的初中同學。
任女士戲稱，當年在學校的時候，她們三個都是被其他同學擠兌的存在，只能抱團取暖。
閒暇時間，曾經的任女士最喜歡拉上這兩個小夥伴去公園閒逛。
直到成為苗圃的正式職工，剛實現經濟自由的她，才底氣十足地帶著兩個好友到集貿市場購物。
任女士的第一條絲巾，就是那天在好友的鼓勵下購買的。
她驕傲地跟我說，當絲巾將疤痕完全遮蓋的那一刻，她感覺自已和其他人沒什麼不同。
任女士愛上了那種感覺。
可考慮到經濟問題，她決定每年八月十五，給自已買一條新絲巾。
聽到這裡，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在我的兒時記憶中，任女士每逢正式場合，總會根據當前的衣著，在脖子上搭配一條絲巾。
“可您後來為啥不戴了呢？”
為了解答我的疑惑，任女士翻了翻從小鎮帶到新家的那些東西，輕車熟路的找出牛皮紙袋，從裡面抽出一張摺疊過的田字格紙。
上面稚嫩的鉛筆字，一看就是我的筆跡。
歪歪扭扭的錯別字旁，有任女士用紅筆更正過的痕跡。
沒想到，我在自已小學二年級的作業中找到了答案。
時間回到那年。
那時的暑假作業要求每天都要寫日記。
有一天，我寫的是：我的媽媽。
內容如下。
我的媽媽小時候受過傷，留了八（錯字）。
她很自卑，總用五顏六色的絲巾遮擋。
老師說，狗不閒（錯字）家貧，子不閒（錯字）母醜。
我想跟您說。
別怕，大大方方的。
有八（錯字）您也是我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