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結束後的那個暑假，我沒有像嘉興哥那樣返回老家。
理由很簡單。
任女士和她的朋友們都說我吃著家裡的、花著家裡的卻不懂事。
對於這件事，我也不想給任女士那麼大壓力啊！
我失眠了好久，不斷覆盤自已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本事。直到某次我在網咖聽人說起，有個在酒吧打碟的人正在招收學徒。
正式放暑假那天，我正式跟任女士說了自已打算輟學到外地跟人學打碟的決定。
誰料對方惱羞成怒，索性將我關在了出租屋裡，讓我好好反思。
從那之後，任女士對我發動了單方面的冷戰。
她像是看不到我的存在，對我想要外出的請求置之不理。
久而久之，我也不願自討沒趣跟她對話了。
餓了就吃飯，無聊就對著窗外發呆。
這就是我的日常。
那段時間的我像是不小心擱淺在荒島上的深海生物，孤獨又絕望。
八月末，大姑父送嘉興哥來市裡上高三的時候，我們母女二人還在僵持著。
大姑父來的那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像往常一樣木訥的回到次臥，蜷縮在床上。
嘉興哥和大姑父所在的主臥沒有關門，我可以清晰聽到他們的對話。
任女士從我翹課救貓到跟她頂嘴，從我用自殺威脅她到如今想要輟學。她則像是終於找到傾訴物件一樣，不斷向二人控訴我的所作所為。
“你說，我容易嗎？累死累活的掙錢就為了讓娜娜有個好前途，誰知道她一天天不知道想啥呢，甚至現在還有了輟學的想法。”
任女士越說越傷心，越說越激動，最後就連聲音也顫抖起來。
大姑父不斷附和著，在任女士泣不成聲時，終於說出了他的想法。
“二嫂，我感覺你家娜娜精神可能有點問題。要我說啊，直接把她送少管所去吧。”
？？？
大姑父對任女士提出的建議讓我忐忑不安。
我不知道母親是如何一步一步將我塑造成這種形象的。
她聽到大姑父說自已的女兒精神有問題時，為什麼沒有反駁？
難道她也是這麼認為的嗎？
說到少管所，曾經的我在電視裡看到過。
這是我國監獄的一種型別，全名應該是少年犯管教所。
在我的印象中，那裡是專門用來訓誡未成年人的地方。
“也是，實在不行，就只能這樣了。”
任女士的回覆，讓我徹底死了心。
原來，她也認為我是精神病啊！
說來可笑，那時的我對法律半懂不懂。
在我的理解中，少管所是個恐怖又充滿黑暗的地方，卻並不知道那裡關押和改造的，都是那些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少年犯。
也就是說，我頂多算是叛逆。
在我沒有觸碰法律底線的前提下，就算任女士也沒有資格將我送到那裡去。
可那時的我並不知道這些，整個人沉浸在將要被父母拋棄的恐懼之中。
為了不被她送到那裡去，我像個木偶一樣，開始強迫自已按照她的要求去做。
讓我打消外出工作的念頭？
好，我正常上學。
哪怕聽那些知識猶如天書，我也要坐在課堂上盯著老師。
讓我學習？
好，我學。
哪怕我學不進去，也要身體筆直的坐在書桌前，拿著筆裝模作樣的亂寫亂算。
誰也不知道，我的心理扭曲又陰暗。
可能是被我突然的乖巧取悅，某天放學後，任女士主動打破了我們之間的沉默。
她說，“這才對嘛，一個年齡段有一個年齡段的任務，你現在就應該好好學習。”
我盡力藏起眼神中的冷漠，乖乖低下頭回道，“好的，媽。”
只有我自已知道，哪怕我表面上裝的再乖巧，這種心不在焉的狀態學習成績也無法進步。
可任女士並不瞭解這些。
每次看到我依舊倒數的成績單時，她訓斥我的話語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扇我臉頰的手勁要多大有多大。
可我的心早就被折磨的千瘡百孔，她的任何舉動都已經無濟於事了。
......
任女士某個週末休息時，接到了她同父異母的妹妹任致香，也就是我老姨的電話。
客套的寒暄後，任致香終於奔向正題，“姐，我要結婚了。”
聽到這話，任女士馬上反應過來對方是打算讓她送份子錢。
“老妹啊，你不缺錢，缺的是祝福。我就祝你和妹夫新婚快樂，早生貴子吧！”
任致香知道任女士的態度後，匆匆掛掉了電話。
聽著手機裡“嘟嘟”的聲音，任女士就像是終於出了那口陳年的惡氣一樣，對著我再次提起她和任致香的過往。
十幾年前，任致香未婚先孕回到小鎮，孃家不讓她進門時，還是任女士收留了她並給了她再次出發的路費。
姥爺去世後，任致香聽說任女士下崗時，提出自已在河北開了個飯店，任女士可以到那裡打工。
可任女士去幹了半年才知道，任致香給她開的工資是最少的，讓她乾的活卻是最多的。
得知真相後，任女士氣得坐在陌生城市的馬路上痛哭著給我和林先生打電話，並聽從我們爺倆的建議回了小鎮。
回去時，任致香就連火車票都捨不得給任女士買。
從那之後，她們姐妹二人再也沒聯絡過。
此次打電話本以為她要跟自已和解，可聽出來對方只是為了要份子錢，任女士這才決定不再慣著她，並委婉的表示自已不會隨禮。
任女士的思維向來跳躍，上一秒還在吐槽老姨的所作所為，下一秒就提到了我沒有耳洞，結婚時應該怎麼戴三金的問題上來。
她的解決方式也很乾脆。
考慮到這天剛好是週末，任女士直接給了我二十塊錢，讓我去打個耳洞再回來。
和任女士生活了這麼多年，我早已學會了她貨比三家、討價還價的精髓。
我詢問了好幾家貼著‘打耳洞’的理髮店，從剛開始明碼標價十塊錢一個耳洞的店鋪開始，愣是找到一家五塊錢打一個耳洞的店鋪才停下腳步。
經過我的一番忽悠，二十塊錢打四個贈一個，愣是讓老闆給我一共打了五個耳洞。兩個耳垂各兩個，最後一個打在左耳側外圍。
我回到家時，任女士愣了。
“我讓你打個耳洞，你咋整這麼多？”
我又不傻，決不能承認是自已是在故意跟她唱反調啊？
“對啊，五塊錢一個耳洞，打四個贈一個，正好二十塊錢，對著呢。”
“哦，也是。”
反正耳洞已經打完了。
就這樣，忙著上班的任女士也終於成功被我帶跑偏了。
關於我的那幾個耳洞，還發生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在耳洞還在紅腫時，某天上課我總感覺耳側的洞口特別癢，便順手將鋼釘拿下來之後開始發呆。
本來沒拿這個當回事，直到我收到同桌Q遞過來的紙條。
“你受傷了嗎？怎麼側臉上都是血？”
我隨手一摸，發現他還真沒騙我。
“哦，謝謝。”
我回復紙條後卻根本沒有處理傷口的想法，繼續發呆。
但側臉暈染的血跡倒是嚇了正在上課的老師一跳，他允許我離開教室到醫務室處理傷口。
可我並沒有去醫務室，而是拐了個彎坐在操場上看了好久流動的雲。
直到下課鈴打響，才跑去衛生間匆匆洗了洗臉上的血跡，再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返回了教室。
我自已也不太清楚為什麼要提這件事。
可能我真的有些不正常吧？
或者真的如任女士和大姑父所說，我的精神有問題？
我不確定。
所以，這個問題留給你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