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如此情勢，顏思齊一開始，也試圖做一下困獸之鬥，她提出：“如果柳海龍是在第二次吃完藥，身體稍微好轉了以後才出發前往現場附近的呢？”
對於這個說法，我直接指出：“柳海龍家距離案發現場，絕對不是步行能夠前往的。那他往返現場，該借住什麼交通工具呢？地鐵肯定是不行，帶著鐵鍬是絕對上不去的。坐公交車麼？還是打車？”
顏思齊沒有回答，因為她知道，這個問題怎麼回答都會是個問題。首先，如果說是坐公交車，那麼一定會牽扯到證人的問題。和在大街上隨便抓來一個目擊證人不同，公交車是有公交司機的，而且說不定還會有監控記錄。這想查，可就太容易了。大晚上，正是坐車高峰時段，一個拿著鐵鍬的建築工人，順著公交線，想要查到，實在不難。而如果說是計程車，那又會轉回到預謀殺人的問題上來，結果還是一樣的。
而且，我還再次指出，柳海龍大晚上，拖著疾病的身軀，到案發現場附近的地方，是要幹嘛呢？這點，一直是檢方無法回答的問題，上一次庭審時如此，這一次還是。
所以，這一局，我扳回來了一城。當然，我也不可能指望著就透過兩張買藥的小票，和藥房售貨員的間接證詞，就證明柳海龍當晚在家，沒有出門，不可能作案。如果真的如此簡單就能讓庭審法官相信這點的話，那我反倒是要質疑一下在場的審判員們是不是都是弱智了。
事實上，我真正要達到的效果，只是讓法官們意識到那作為證人老太太的證詞，可信度沒有那麼高。老太太在當天晚上九點多時，在現場附近，看到了鐵鍬的柳海龍，這個說法是存在問題的，至少關於“拿著鐵鍬”的一節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想顏思齊應該也是意識到了，老太太的證詞或許再精簡一下，漏洞就會更小，可信度也會更高。但是，這種事只能在開庭之前，在老太太的話，還沒說出口之前。作為證詞，一旦說出口了，你再想修改什麼細節，就必然會讓證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本來，先前老太太那完全不嚴謹的證詞，就差點出了事，幸虧是顏思齊現場提醒，才整理出了一個嚴謹的版本，才算勉強應付過去。但是，如今經這嚴謹版本，出現了問題，那可謂是回天乏術了。
總之，現在攻守之勢再度互換，檢方必須主動證明被告嫌疑人就是兇手，否則未經審判，即是無罪。而我，也十分清楚，顏思齊下一張牌，會打出什麼來。
接下來的時間，辯論又圍繞著現場的腳印展開。作為物證的那雙解放鞋被拿了上來，現場採集的腳印照片，也能證明案發三天前的那場雨過後，確實有人穿著這雙鞋來過現場。之前，檢察院就是靠著腳印的證據，否了柳海龍說的“最後一次去過現場的時間是案發一週前”的說法。
這雙鞋，還有相關的腳印證據，不僅直接否掉了柳海龍的證詞，也否掉了梅子的證詞。甚至在之前，還作為了老太太的證詞的佐證，兩邊相互印證。
但是，這個證據其實也是有問題的。我最後反覆地觀察現場腳印，以及現場偵查的記錄，我才發現了一個盲點——這現場的腳印，應該是雨後不久留下的，絕不可能是當天留下的。它太深了，絕不是地面乾燥的情況下留下的腳印，而是在地面溼潤的情況下留下的腳印。
知道了這個，雖然不等於證明了柳海龍當天就沒去過現場。但是，至少檢方也能再說，腳印是案發當天留下的了。如此，檢方的情形，就更加不妙了。
到最後，雖然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獲得的線索，但也確實讓我查清楚了這鞋印究竟是怎麼回事。其實，就是那場大雨，把和柳海龍一起住在同一個地方的工友的鞋子給打溼了。之後，回到案發現場的，還是去現場要賬的那名工友，穿的就是柳海龍的那雙解放鞋。但是，將鞋子借出去的並不是柳海龍，而是梅子，而且也沒跟柳海龍說。至於那雙鞋，本就是一雙舊鞋，柳海龍也有新鞋穿，平日裡便也不在意它。而且，人家也是就穿了兩天應急，然後就還回來了。所以，那雙鞋的事，也就這麼過去了。甚至，在第一次庭審之時——乃至結束之後，梅子都不知道這雙被她隨手借出去的鞋，與案件竟然牽連如此之深。如果不是後來我與梅子聊起來有關腳印的事，可能她一輩子都不會知道。
而我，也趁著勢頭正勁，也順勢就案發當天現場人員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質疑。當然，我所質疑的，當然不是柳海龍在不在現場的問題，而是檢方至此依舊沒法解釋的問題——死者劉欣傑為何會出現在那裡。
無論是預謀殺人也好，激情殺人也罷，都僅僅只解釋了柳海龍為何會出現在現場——如果真的出現過的話。
但是，針對死者劉欣傑為何會出現在現場，檢方卻從來都沒有很好的解釋。
但是，就我提交的劉欣傑的手機記錄裡，卻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沒有任何人約劉欣傑當天出去。我反覆查了劉欣傑所有的通話記錄，聊天記錄等等，甚至連通話錄音都挨個聽了。根據劉欣傑秘書安然的說法，劉欣傑有著把所有通話全部錄音的習慣。我在聽過一遍之後，確信沒人有任何人約劉欣傑在當天出去，更別說還是那麼個鬼地方了。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難道，是劉欣傑獨自前去那個地方的嗎？
就此，我在法庭上提出了我自已的設想：“死者應該還是被人約出去的，但是並非是透過手機等通訊方式，而是直接面對面約的。我認為，這案件從一開始還是一起預謀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