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體面的，不喜歡“癬疥”，也拒絕卑躬屈膝的流浪。但是，乞討並非罪惡，也是難以用律令永遠禁絕的。尊重乞討者的生存權利，從根本上改變乞討者的生存條件，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放棄了尊嚴、放棄了人格、放棄了榮辱，在正常與非正常的狀態中生活著。
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低三下四說話、卑躬屈膝討要，在城市的繁華地帶都能看見他們的身影，車站、廣場、天橋、地下通道……更是經常的聚集地。
他們的名字叫乞丐。
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在黃河金州的大街小巷、馬路邊、商場門口、小吃市場、中高檔酒店門口等等等等，到處都能見到一個個跪在地上乞丐的婦女，有老有小，年齡參差不齊。據瞭解，這些乞討者大都是來自黃河洮河縣的，他們不光在金州討要，他們的腳印已踏遍全國各地，許多在濟南、瀋陽、南京等地討要的乞丐被當地政府遣返黃河洮河縣。然而，就在這些人被遣返的同時，從洮河縣來蘭討要的乞丐仍安然地穿行在大街小巷。
黃河省洮河縣小寨鄉是有名的“乞丐鄉”，這裡的人們大多都有過外出乞討的歷史。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現象？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背井離鄉走上了這條為常人所不齒的道路？他們在乞討背後的另一面生活是怎樣的？他們的背後還有什麼故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進入全國媒體和公眾的視野後，但誰又能真正洞悉他們的內心世界和心路歷程呢？帶著這些問題，上官海飛日前經過3個月來的連續跟蹤、觀察並走近他們，對他們的生活及他們的靈魂深處，進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揭示，逐漸揭開了這個乞討一族神秘的面紗……
偏僻落後的黃河省洮河縣小寨成了全國各媒體關注的焦點。不是因為小寨成了像會黃河省寧縣一樣的高考狀元縣，也不是因為像華西村一樣富甲天下，而是因為一個令當地人羞於啟齒的現象——乞討。
僅2009年上半年，就有多家媒體到洮河縣進行跟蹤採訪。2009年2月份，山東濟南電視臺上官海飛就乞討事件跟蹤到洮河縣；2009年6月份，遼寧電視臺上官海飛隨同遼寧救助站遣返的洮河縣乞討人員(共20人)到當地進行採訪。而此前，相關洮河縣乞討村的報道在網上被熱炒，甚至有人說，“街頭乞丐九成來自黃河洮河縣”。
儘管如此，討要似乎成了這些人的生存的習慣和手段。
2012年7月25日，金州市南關十字，深夜11時40分。
滿臉倦容的漆愛芳躲在一棟樓下的角落裡坐下來開始數錢，1歲多的孩子在她懷裡酣然入睡。漆數錢的樣子急促而仔細，放在紙盒裡褶皺的零幣很快整齊成疊。“今天才討了40多元。”她幽幽地嘆了口氣。
在來金州討要的3個月裡，漆愛芳每到這個時間總會執拗地重複著這一頗有些神秘的舉動。然後，她將數好的零錢拿到附近一家小賣鋪換成整錢。儘管她刻意打扮成的破爛形象博得了許多人的同情，但這個洮河縣小寨村女人更願意讓懷中的孩子成為“搖錢樹”。
在金州市西關十字、濱河路、張掖路……這樣的身影人們並不陌生，每年都是季節性地出現，又季節性地消失。
“從哪裡來的？”“洮河縣的。”“洮河縣那個村？”“小寨的。”回答幾乎是“格式化”的。 這一夜，漆愛芳回到家已經是深夜2點多。上官海飛偷偷跟隨漆愛芳並找到了他們的居住地。在華林路第二小學背後的廢棄民房裡，居住著很多像漆愛芳一樣乞討的婦女。看到有陌生人進屋，漆愛芳迅速爬到床下躲藏。上官海飛說明來意後，她才帶著懷疑的眼神從床下爬出。
從2012年4月份開始，她來到金州開始了討要生活。而此前，她的母親在金州討要已經整整2年，儘管老人腿腳不便，但並不影響要錢。漆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春播之後她把丈夫留在家裡務農，自已抱著僅1歲多的孩子來到金州和母親一起討要。一面是高樓林立的城市，一面是汙水橫流的小巷。高樓和汙水之間，生活著這樣一群乞討者！ 很少有人注意這個汙穢的小巷，這裡髒亂不堪，在上官海飛跟蹤前，從沒有陌生人來過這裡。每天穿行在巷道的只有這些乞討者，她們全部以家為單位，就在這樣的一條條小巷內居住、生活。
7月26上午9點，董學芳準時起床，然後胡亂地洗把臉就開始做飯。房屋有5平方米上下，屋子裡凌亂不堪，牆壁黑得近似黑炭，一張床鋪上面鋪著已看不出本色的被褥，床下堆放著撿來的易拉罐和飲料瓶，散發著垃圾的臭味。董學芳和丈夫以及一對雙胞胎女兒每晚都是腳對頭地睡。雖然說是床鋪，可它的功能不僅用來睡覺，做飯時它是“菜墩”，炒菜時它是“爐架”，吃飯時它又成了“飯桌”。
中午11點，董學芳背上破舊的布包，拖著一對雙胞胎女兒準時出發。和她同行的還有3名婦女，她們走到文化宮車站，然後上了一輛公交車並走到車廂尾部，操著方言有說有笑。
公交車駛到南關十字停下，董和3名婦女下了車。之後她們向四周分散開來，開始了一天的討要。“家裡土地少，每年的收成除了口糧和種子，只能換一些生活必需品。為了多掙點錢，春節後我隨隨同鄉一起來金州乞討，過幾天就要回去了。麥子快熟了，僱不起工，只能自已下地收。如果農忙後家裡沒事，下半年可能還會來。”67歲的包彩菊用夾雜著方言的普通話說。
包說，這比在老家強多了，“每天乞討來的錢算下來，每月能掙2千多元，起碼比男人們打工輕鬆，還掙得多。”
而此前一天，上官海飛見到董討要是在南濱河路的近水廣場，當時她手拖著一對雙胞胎女兒。董不算警惕，上官海飛跟隨一路，直到金州劇院門口，她仍舊沒有發現。她如往常一樣進到了金州劇院啤酒廣場，一番討要後走了出來。
此時是深夜凌晨1點20分，董拖著孩子坐在西單商場門口開始數錢。一會兒，白天和她一起出門的幾名婦女全部聚集在了她的身邊。一陣說笑後，她們起身回家。就在解放門立交橋下拐彎的時候，她們發現有人跟蹤，於是撒腿便跑。看到上官海飛緊追，董和同伴搭乘了計程車。
進屋後，董學芳將門反鎖。上官海飛敲了半個小時，她才裝作睡眼惺忪的樣子開門，“幹嘛的啊？”上官海飛幾經追問，她才說出實情，她來自洮河縣中中鎮虎龍村，丈夫在一家工地打工，而她帶著女兒要錢。她們每天“行動”的路線都是事先約定好的，有專盯酒店門口的，有專盯娛樂場所門口的。她們分工明確，誰也不會搶“飯碗”，即使在一個地區乞討，也會相隔好幾個路口。 董說，因為擔心被送到救助站或被遣返，她們懼怕一切穿制服的人。只要遠遠見到警察，她們就迅速躲藏。她們也害怕被壞人搶劫，因此每天討要完之後，要在約定地方集合，一起走到文化宮路口，每人掏出2元錢乘坐摩托車回家。
所有外出乞討的人都一樣，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生存在城市的角落，希望不為人知。雖然他們也知道乞討並不違法，但還是擔心被關注，進而影響到自已的生計。老人、孩子、婦女容易要到錢，所以男人就留在家裡務農，有些也跟著妻子來蘭買菜做飯、送飯，另外適當的時候去監視一下自已的老婆、孩子，或者找點臨時的活幹幹。 8月8日凌晨1時，雙城門維多士亞酒城門口。
一名身穿黑衣的婦女和一名少年不斷向從酒城走出的人們伸手。儘管滿嘴酒氣人們帶有不屑與指責，但兩人仍然將要錢的紙盒伸向他們，並不時下跪，神智迷糊的酒客們不時將一張張一元人民幣放進紙盒。而在此幕之前，這兩人在啤酒廣場跪過了所有的酒桌。少年學著婦女的樣子時而下跪，時而鞠躬，但不時流露出孩童貪玩的本色，討要閒暇之隙，他把要錢的紙盒高高扔起，然後跳起來接住。這一舉動被婦女認為是不成材。“再跳，讓人看見就不給錢了。”
一個小時後，這名婦女發現了上官海飛的跟蹤，於是拖著少年開始向西關方向奔跑。在文化宮路口，她坐上一輛摩托車快速上山。當上官海飛與她一先一後進了她家門時，吃驚的她以為來了便衣警察，要抓她到救助站，於是一再求饒，她甚至在上官海飛進屋前將兒子塞進床板下。
這名婦女叫祝鎖菊，只有36歲，來自中鎮中村，她和少年是母子。因擔心年齡太輕乞討而被人斥責，於是不得不身穿黑色衣服，頭頂黑色頭巾，打扮成老年人的樣子。那一天，祝鎖菊母子倆總共要了80多元。可能是害怕進救助站，第二天就帶著兒子回家了。
祝的兒子今年13歲，開學後就上8年級了。暑假開始後他跟隨母親來到金州討要。沒有人阻止，也沒有人過問，他把隨母親討要的這次經歷當做一種好玩的遊戲。
次日，在西關十字西單商場門前，又一名婦女刻意把自已打扮成蓬頭垢面的樣子蜷腿坐在路旁，以磕頭的方式向路人乞討，旁邊放著一個裝著零錢的小罐，在她懷中一個滿臉汙垢的小男孩正在酣睡。她不斷向詢問的行人編撰著同一個故事：母子倆來自洮河縣小寨村，丈夫在煤礦事故中沒了性命，孩子今年4歲。有好事者追問孩子的相關資訊時，她立即閉口不言。
在上官海飛的追問下，她才說出了事情，她來自中中鎮水坪村，丈夫在家務農，她帶著孩子專門來討要。
祝鎖菊說，孩子在家裡待著，還不如外出乞討，因為出去至少讓孩子可以見世面、開眼界，否則，一直讓孩子在家裡待著，以當地家庭的條件，可能一輩子也走不出大山。但她並沒有想過，讓孩子在乞討中體驗人生，會不會導致孩子走上與他們一樣的路呢？
火車站附近一向是乞討人員的集中地，出來討要的人，幾乎每個人都為自已編撰好了一個博人同情的故事。
8月18日，上官海飛在火車站廣場走了幾分鐘就遇到四五組乞討人員。其中，兩個女孩和一個小男孩結伴乞討的場面令人揪心，他們將紙盒伸到候車乘客面前搖晃，遇到年輕小夥子就會停留更長時間，甚至跪地不起，對方為儘早解圍一般會掏錢打發。當上官海飛問這幾個孩子“父母在哪裡、家在哪裡”等問題時，他們迅速跑開。還有一個揹著嬰兒又帶著一個小女孩的年輕婦女，遇到路人就讓小女孩圍上去不停地討要。 對於詢問，這名婦女並不回答。上官海飛跟隨一天後發現，離這幾個孩子不遠，有三名中年婦女一直觀察著孩子的動靜，在無人時，她們就上前對孩子指指點點，而後她他們又躲在旁邊。等孩子將紙盒要得差不多後，她們迅速將孩子領至僻靜處，把錢拿走，再讓小孩去要。
當夜1時許，上官海飛跟隨他們一直來到了火車站背後的紅山根二村，穿過兩條巷道，三名婦女帶著白天要錢的孩子進了一所宅院。上官海飛也跟進到了院裡，三名婦女頓時驚慌，試圖奪門而逃。上官海飛說明情況後，她們就像變色龍似地，失措的眼神一下變得不屑起來，她們不喜歡上官海飛採訪。但在追問下，一名姓牟的婦女承認她們三人均來自洮河縣水坪村。之所以把孩子放在外面討要，“是因為這樣來錢快，一般人見孩子都會給錢的。”
2012年9月1日晚11時，兩名頭頂著頭巾的老人在南關十字堵截過往車輛乞討，當紅燈亮起來的時候，她們疾步走進等候訊號燈的車流，揚起手中的柺杖敲打車窗，不耐煩或擔心被敲壞車窗的駕駛員紛紛不情願地將零錢遞出車窗。當車輛開動時，她們又轉到另一個方向。足足一個多小時裡，沒有人制止她們，即使是有人說她們危險，她們也依然我行我素。她們也同樣住在華林路的廢棄民房裡。一個叫張生巧，一個叫楊玉姐，她們均來自洮河縣水坪村，已經一年多了，只有過年的時候才回家一趟。 張生巧說，在十字路口向遇到紅燈而停車的司機要錢最好，她們還透露，每天最少能要到90元錢。楊玉姐說，一年前她們剛來金州的時候，她們先是在大街上乞討，收穫不大。後聽從其他人的指點，開始到馬路上討要，果然收穫頗豐，便改為專在馬路上要。她們說：“遇到不開車窗的司機，我們就用柺杖敲窗，司機怕敲壞了車，就只好開窗給錢。” 9月9日，汽車南站，上午10時30分。祝有菊花50元買了回家的車票。在開往洮河縣的車上，祝有菊坐在5號座位，懷裡抱著5歲的小女兒。出門討要整整40天，除過60元的房租外，淨剩2600元的收入讓她心裡有著一種踏實和滿足。她說，要不是有人說要將她送到救助站，她還會再堅持幾天。
這是祝鎖菊的第二次討要經歷，此前的一次是去年冬天，她依舊抱著小女兒來到金州。“那時候沒有經驗，只知道穿得破爛點，坐在地上磕頭就有人給錢。”但她錯了，相同的討要時間，和她同來的鄉親每天討要的錢都比她多。後來祝有菊掌握了規律，見著拿包的、開車的、男女拉手逛街的……只要伸手大都會給錢。“因為這些人要面子。”除此之外，祝還掌握的另一個規律是，只要拖著孩子到處走動，一般在娛樂場所、大酒店門口能要到錢。其實，早在祝有菊之前，託孩子討要幾乎成了慣例。像董學芳、祝有菊她們拖領的是自已的孩子。而和他們一樣，另一群在外的乞討者為了多要錢，不得不租用孩子。祝有菊說，她害怕當地政府盤問，是打著出門打工的幌子出來討要的。事實上，她們村裡好多人都因為乞討已經成了那裡的富人，在祝看來，討要其實也是一條致富的捷徑，只不過這條路讓他們丟掉了尊嚴，更丟掉了心靈深處的平靜。像這樣成群結隊的乞討團，她們的背後到底是什麼？對於她們的討要行為和討要背後的深層現象又是什麼呢？ 在城市流浪乞討的人群，他們流浪乞討的原因是多樣的，但洮河縣乞討團的目的卻很純粹，她們的回答十分簡單——我們就是來掙錢的。雖然他們長相不一，討要的手段也千變萬化，但他們給人留下的印象卻是一樣的，他們已成為一個符號——磕頭伸手。 在人們的印象裡，乞丐大多是老弱病殘、衣衫襤褸，生活所迫才不得已走上乞討之路。然而，當下穿行在金州街頭的乞丐卻大多是四肢健全的中年婦女、孩童和老人。
在華林路廢棄民房中有一個大院子，裡邊有十幾間小平房，李義學在這裡做垃圾收購生意，其實他的生意並不大。在這所院子裡除了他和家人外，其他的居住者都和乞丐有關。李義學也曾乞討過，不過現在他已經不需要親自衝在最前線了，他現在的主要工作是在幕後組織人員乞討。祝鎖菊就是他叫來的，他不僅為祝鎖菊提供住所，還讓祝鎖菊把她同村的人和親戚叫到金州來討要。而李義學向他們提供住所並收取房租，除此之外他還事先給組織來的討要者劃好片區。祝鎖菊討要的地點在南關十字捲菸廠門口和啤酒廣場附近，這裡人流量車流量都很大，“生意”比較好做。要的錢多，每天除了房租外，她還給李義學交10元錢。而董學芳除了南關十字和西關十字之外，她還可以去濱河路。
被祝鎖菊叫來的乞討者有6人，他們稱李義學為“李老闆”。之所以這樣稱呼就是因為他還“租”了一個小男孩，每天這個叫“瘦子”的小男孩被安排跟祝鎖菊她們一起走街串巷。“瘦子”是今年4月份被李租來的，聽說是李一個遠房親戚的孩子。與祝鎖菊同來的王永霞說，按照事先談好的條件，“瘦子”每月有500元的“工資”，這筆“工資”由李直接交給“瘦子”的父母。“瘦子”上班前，李義學就為他定了一個討要標準——每天至少要到50元，如果完不成，“瘦子”的工資就會相應減少。祝鎖菊說，“瘦子”今年12歲，在學校裡不愛學習，本來家人打算讓他學藝，但經過李義學的說服，父母同意了孩子來金州討要。“瘦子”非常聰明，也很會討要，剛開始的幾天沒有完成任務，經過李義學和其他人的指點，現在他“工作”起來已輕車熟路，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務，有時候還能超額完成。 李義學向上官海飛否認他是組織者，但所有的討要者都證實了一點，他就是組織他們來討要的。事實上，組織並指揮孩童討要的並非李義學一人。
9月16日傍晚，張掖路步行街上一個小女孩來回穿梭於人群中乞討。不遠處一名婦女蹲坐在牆角，孩子的行乞範圍始終沒有離開她的視線。女孩大約七八歲，在上官海飛觀察的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這個“大眼睛”的女孩，兩次去躲在角落裡的中年婦女前把討來的錢交給她。而在這名婦女不遠處，還有兩名小女孩在不停地向過往的行人行乞。在距離她們一百米的牆角，還有兩名中年婦女眼睛緊盯著那兩個女孩。“大眼睛”第一次，盯她的一名中年婦女先是從小女孩上衣口袋裡往外掏錢，掏了兩把後從隨身攜帶的破舊小包中拿出了兩個饅頭，小女孩幾乎是從她手中搶下來一個，迫不及待地往嘴裡塞。另一名中年婦女也從一個破舊的小包中拿出了一瓶水，小女孩仰起脖子一陣猛喝。之後，小女孩又一手拿著塑膠盆一手拿著饅頭，繼續行乞。第二次，小女孩可能沒討到多少錢，其中的一名中年婦女在小女孩的頭上打了兩下，就頭也不回地走了，小女孩拿著塑膠盆在後面追趕。
金州究竟有多少乞丐，恐怕無人能做出精確的統計。但不能否認，這個特殊的群體似乎無法再用弱勢去界定，利益的驅動至少讓他們無法拒絕伸手討錢的誘惑。
9月20日晚上9時，在西關十字肯德基門口，上官海飛攔下了一名正在乞討的婦女。經瞭解得知，她是去年6月初從洮河縣來的，與她同來的還有5人，全都租住在火車站背後的紅二村裡。她們來蘭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乞討掙錢。上官海飛跟隨了她們兩天，每天天一亮她們就按時上街乞討，半夜才回家。這個名叫陳雪芳的婦女說，她家在洮河縣梅川鄉，除了過年的時候回家，其他時間都在金州討要。她選擇在肯德基門口討要是因為這裡進出的人們出手比較大方。深夜1時左右陳和同伴起身回家，她們的住所極為隱蔽，破破爛爛的院門虛掩著，縫隙處透著昏暗的燈光，裡面傳出男人、女人的說話聲，孩子的哭鬧聲，鍋碗的碰撞聲。在外打工的男人將飯菜留在鍋裡，飯也很簡單。陳說，只有討要得多的時候，才買點肉改善一下。
上官海飛發現，雖然路人對乞討者的施捨都是一兩元，甚至是幾角，但積少成多，一個月下來2000多元的收入成為他們放棄務農，出門乞討的最大誘惑。“這比打工都強多了。”陳雪芳坦言。
2010年前半年她在瀋陽討要時曾被當地救助站遣返，但時間不長她又轉戰到了金州。和陳一起的還有她的同鄉孫彩虹，孫說：“我和陳在一個村裡，關係挺好的。以前我在鄉里一個建築工地打工，一天累死累活才掙30多元，我知道她長年在外面幹這個，但從沒想過和她一起出來幹。後來我實在覺得打工太苦，又掙不來錢，所以就跟著她一起出來了，剛出來沒幾天我就賺了200塊錢，這在以前哪敢想啊。”
在討要前，這些乞討者總會刻意偽裝打扮一番，然後在街頭巷尾四處漂泊。當他們拉著路人的衣角伸出像炭一樣黑的手時，眼裡流露出的神情似乎無比複雜。乞丐幾乎逐漸成為一種職業化、幫派化的集體，從中寨種意義上說這已經成為了一種職業。他們拒絕被政府救助，拒絕被敏感地盤問。
而這些職業乞丐無一例外地把孩子當成了討要的工具。當大多數同齡的孩子們正在學校裡汲取著知識的營養，享受著童年的無限快樂時，這些乞丐的孩子們卻為生活而放棄了尊嚴四處奔波，讓自已本應美好的童年在大街上乞討度過，直至長大成人。在洮河縣龐大的乞討大軍中，他們在跟父母的討要中失去了浪漫和童貞。
乞討所受到的道德壓力越來越小，對於大部分乞丐來說，乞討不再是不得已的“活命”手段，而是成為與打工、種地一樣的致富手段。在他們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城裡磕頭，回家蓋樓。”這實際上是他們價值觀最直接的體現，因而他們的討要方式也變得五花八門，各盡所長。
9月26日下午，張鎖娥在五泉下廣場不斷地向路人磕頭，有人扔錢的時候她看也不看一眼。她的動作很老練，在沒人的時候數錢，嘴角不時露出一絲笑意。她有一個綽號叫“張磕頭”，她以磕頭要錢出名，這個綽號就是她的同夥給起的。在寒暄中得知，這個來自洮河縣小寨村的女人，已經來金州3年多了，和兩個同伴在五泉山下的紅泥溝花80元錢租了一間民房，每天吃飯都是自已做著吃，不但吃得可口還省錢。除去生活費，剩餘的錢都給了在外打工的兒子。
她說：“不管給不給錢，反正我見到人都磕頭。”
除了磕頭，這些乞討者最慣用的手段就是下跪，這種方式多次讓他們嚐到了甜頭。 9月27日傍晚，陳玉芳穿著一件破舊的夾克來回穿梭在南關十字啤酒廣場門口，她說話有些結巴。但她有時要的錢比別人要的更多，原因是她能跪。3月份，陳玉芳帶著2歲的女兒從洮河縣來到金州，對於為什麼來乞討，她回答得很輕鬆：“反正是掙錢，來就來了。”陳玉芳的境況在這個群體裡算是最差的，臉上長了一個瘤，丈夫打算為她做手術，但聽說手術要花2萬塊錢。“不討要，哪來那麼多錢做手術。”回憶來金州的第一天，陳玉芳臉上帶有傷感，那天她和孩子只要到2塊錢，來時帶的錢又全花光了，只能餓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她帶著孩子餓著肚子出去乞討，孩子餓得直哭，只得給來往的行人下跪，嘴裡還不停地給那些施捨的人說些好聽的話。
“只有下跪，別人才肯給錢。”陳因此嚐到了甜頭，這一動作她屢試不爽。
9月28日上午10時許，何明霞帶著5歲的兒子在金州西站的天橋上專盯著一對對拉手而過的情侶。只要有拉手的、摟腰的走過，她便迅速上前討要。她說，情侶們在一起都很好面子，尤其是男的，一般要在女友跟前要表現一下，這時候討要，男的肯定不會吝嗇，有時候面額5元的，10元的都會給。如果有人不給錢，她就讓孩子抱住行人的腿，直到給錢為止。
在他們這些價值觀失範的乞討者看來，只要能搞到鈔票，就是“本領”，就是“挺直腰桿”的資本，甚至就是“真理”。
在城市產生流浪乞討人員的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如果說行乞是一種權利和自由，那麼施捨更是一種權利和自由。給或是不給，這是一個問題。事實上，人們從內心裡是厭煩這些以流浪乞討為職業的乞丐的。 10月15日中午，西站天橋下。來自洮河縣中中水坪村的包想娥懷裡抱著一個小男孩，靜靜地坐在冰涼的瓷磚地上，前面放著一個搪瓷碗，裡面有不少毛票。在她的附近，一個大約十歲左右且十分機靈的小姑娘在不停地阻攔過路行人要錢。上官海飛給過小姑娘幾次錢後，包想娥對上官海飛放鬆了警惕。她對上官海飛說，因為家裡遭了旱災，沒有糧食，又沒有錢，所以出來乞討。那個來回轉悠的小女孩就是她的女兒，討錢也是為了給她要點學費。而距她不遠處的牟彩霞，則給上官海飛拿出了一份病歷書，證明自已有病，不能幹重活。她說，沒有別的辦法所以只能出來行乞。說這話時，她的表情顯得非常痛苦。牟彩霞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今年分別是11歲和10歲，有些殘疾的兒子今年才8歲。她曾拒絕出門討要，為此還和丈夫吵過架，結果被丈夫毒打了一頓。
包香娥和牟彩霞每天討飯的場所幾乎是固定的。她們說，這是她們事先商定好的，這是約定，也是行規。他們是人，和我們一樣，但許多文明的人已不把他們當人看，有時候他們自已也不把自已當人看；他們曾經有家，但他們現在已經沒有家；他們生活在這個文明的世界裡，卻以非文明的生活方式活著，真真實實的活著。9月21日上午，上官海飛在金州長途汽車西站（小西湖立交橋北側）見到了“劉羅鍋”（這是他的同行給他起的名字），他身高看上去只有米左右。面對上官海飛的突然來訪，他還顯得挺老練，說話時嘴角還不時露出一絲笑意。在和他喧了一陣後，發現他對上官海飛沒有什麼異議，就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我不知道自已叫什麼名字，也沒有人能說出我真實的姓名。老家的人都叫我‘狗仔’，現在我早就沒有家了，連叫他‘狗仔’的人都沒有了。我只知道自已是山東人，生下來就是個駝背，今年54歲，沒有結過婚。小時候家裡窮苦，養不起他，只好出來討飯。天南海北的走，走著走這就不記得回家的路了。長大以後，除了討飯，還討錢。”說著他點燃了上官海飛給他的一支香菸有點傷感的說：“唉！能討到吃的也能討到錢，就是討不到老婆。不過，這樣也好，自已養活自已，用不著養活別人。”
他告訴上官海飛，和他一起乞討的人見他是駝背，都把他叫“劉羅鍋”。他說：“雖然我不姓劉，可有個名字總比沒有名字好些！”
“劉羅鍋”到過的地方可多啦！以前走路全靠兩條腿走，現在好了，可以坐汽車、火車。當上官海飛問及坐汽車或火車是否要掏車費時，“劉羅鍋”笑著說：“很多司機見我們這些人可憐，都不會收我們車費的，但有些司機收，有時還不讓我們坐他的車。”
他說，他已經來金州5年多了，他和4個和他一樣的同伴在五泉山下的紅泥溝租了一間民房，月租80元，每天吃飯都是自已做著吃，不但吃的好還省錢。除了生活費，其餘的錢都寄到山東老家的一個鄰居家裡。他要等到有一天跑不動了，就靠那些錢養老。
他告訴上官海飛，金州夏天太熱，冬天太冷，但無論夏天還是冬天，他一般在下午出門乞討，一直到很晚才“收兵”。雖然他經常碰到“假治安”敲詐勒索，但她也沒有辦法。
他說：“不知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能把我們這些人當人看，反正我見到好人磕頭，見到壞人也磕頭。”
9月25日下午4時許，上官海飛在五泉山下廣場見到了一位揹著竹簍，手拄著鐵鉤的老婆婆。只見她白髮蒼蒼，容顏憔悴，走起路來踉踉蹌蹌。當上官海飛走近她時，她先是一驚，而後又鎮定了下來。經過了解，上官海飛得知她姓李，陝西咸陽人，今年62歲了。
這把年紀為何還在此受罪？面對上官海飛的這一提問，老婆婆哆哆嗦嗦的說：“我這麼一個快要見閻王爺的老太婆，跑這麼遠的地方，拉下這張老臉來討口飯，實在是迫不得已啊！”她說：“我兒子患關節炎病已經10多年了，不能幹活，一直躺在床上，兒媳婦嫌我老了，呆在家裡是多餘，時不時罵我，讓我去死、去滾蛋，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滾就從陝西咸陽滾到了金州。”
她告訴上官海飛，她來金州已經有5個年頭了，睡的是垃圾棚，吃的是討來的殘湯剩飯和大餅。她的牙都沒有了，大餅啃不動，就討碗麵湯泡著吃。因為她年事已高且身體很弱，行動不便，一些年輕的乞討者時常從她手裡搶走她從別人那裡討來的東西。
她說，有一次，有一位軍人給了她10元錢，一個軍人給了她10元錢，可是那張不是太新的鈔票沒有等她裝進兜裡，就被另一個和她一樣討飯的“夥伴”男子搶走了。去年12月中下旬的一天，她住的那個窩棚裡來了兩個討飯的，是父子倆。剛開始，他們說外面太冷，在窩棚裡擠著睡一下，過兩天他們就走了，說是去青海討飯，可沒有過幾天，他們父子倆竟然把她的“行李”全扔了出來，並讓她“滾蛋”，那個小傢伙還用小石子打她。她說，再討上幾年，她就要回陝西老家去，“落葉歸根”，就是死也要死在老家。
9月26日上午10時許，上官海飛在金州汽車東站遇見到一位只有一條腿的中年乞丐。在上官海飛給他遞上一支香菸併為他點著時，他在本能的點了點頭表示感謝後，很熟練地吐出一個接著一個的小菸圈，那種悠閒自得的樣子彷彿他真的進入了仙境，他說：“人活著到底圖個啥？不知道。反正自從我的右腿沒有了以後，老婆就帶著兒子跟著一個做石棉生意的江蘇人跑了，我沒有那個能力管老婆，就拖著一條腿走天下了。”他告訴上官海飛：“我來金州已經有好幾年了，要說討錢，一般來說，到公園裡或濱河路討錢最容易，那裡談戀愛人的特多，一般他們都是成雙成對的，在他們正親熱時最怕人‘打擾’，反正我早就不講什麼臉不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