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認同：智利人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智利的史學家們認為這一情感源自該國的軍事、政治、求知好學和文化傳統。軍事傳統突出表現在智利在擺脫西班牙統治解放南美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和在19世紀的兩次戰爭中戰勝秘魯和玻利維亞上。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軍事統治期間，批評軍政權的人擔心國家的形象被打上過深的軍事烙印。然而許多智利人更擔心秘魯和玻利維亞會試圖收復其所失去的疆土、阿根廷會兼併巴塔哥尼亞地區。20世紀80年代還真在這兩方面出現了一些不祥的徵兆，這一形勢更激發了智利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軍事傳統往往成為智利民族主義的象徵，而政治則是人們構想其未來的常態行為。智利人傳統上不擔心政治討論會引起激烈的衝突，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謹慎多了。然而許多智利人還是認為政治而非足球才是其真正的全國性運動。他們愛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議，以解決國家重大問題，也愛議論國際大事。
智利往往根據政治需求進行重大的全國性改革。20世紀20年代，中產階級的改革運動力圖解決階級分歧。40年代，人民陣線運動制定了促進經濟發展的革新綱領。
60年代和70年代初，智利人擁護謀求進行全面改革的政黨。1973年軍隊推翻阿連德政府後，試圖剷除腐敗政治、變革經濟制度，以證實自己的合法地位。歷次改革運動期間，智利人總是支援某一政黨，用該黨的觀點辯論問題。不管屬於何黨何派，參與辯論就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證明自己是智利人。
求知好學傳統使得民眾頗有見地。95%的識字率表明大多數智利人在學校裡學習過國家的歷史和文學。人們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報紙、雜誌和書籍，從而形成了一種全民閱讀的風氣。諸如迭戈·巴羅斯·阿拉納、本哈明·比庫尼亞·馬肯納、弗朗西斯科·恩西納、裡卡多·多諾索和胡利奧·海斯·貢薩菜斯這樣的一些歷史學家為不同政治派別的智利人描繪了共同的歷史。
諸如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巴勃羅·聶魯達、豪爾赫·愛德華茲和伊莎貝爾·阿連德這樣的一些文人學士讚頌了祖國大地的美麗，描述了祖國人民的鬥爭。
工人們廣泛流傳著種種傳奇故事，這些故事使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一再複述著考波利坎的故事。考波利坎是馬普切人的首領，據說能夠肩扛一根長長的粗圓木，一連堅持好多天。他們聲稱來自智利工人階級計程車兵在太平洋戰爭中向秘魯和玻利維亞部隊進攻前要喝一種紅葡萄酒加火藥的混合飲料。
工人們傳說著《智利工人》故事。講述主人公膽識非凡、英勇無畏，能夠克服任何艱難險阻。故事的現代版《小禿鷹》中的主人公是勇敢的禿鷹，以智謀而不是蠻力打敗了許多“巨人”。9月18日是智利獨立日，智利人在《18日》中直抒胸臆,誠坦愛國主義情懷，樸實且略嫌粗俗地高呼“智利真他媽的萬歲！"
2.教育：智利長期來一直保有一套極具學術標準的公共教育體制。1920年政府做出了普及初等教育的規定，但政府沒有財力實施這一規定，特別是在鄉村地區。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愛德華多·弗雷·M.總統和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撥款修建校舍、落實供膳計劃和舉辦師資培訓班，成功地使全部學齡兒童進入了小學。其結果是識字率上升到了95%，為拉丁美洲之最。20世紀90年代，學前、初等、中等教育註冊人數超過200萬，高等教育註冊人數則逾35萬。
3.人口：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印第安人生活在小村鎮和鄉間小村子裡。智利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定居在中央谷地和南部地區。16世紀裡，西班牙人很快即從北到南先後建起了若干市鎮，最南的一個市鎮是瓦爾迪維亞；然而這些市鎮發展很慢。而到1610年，馬普切人又毀掉了其一半。
就連殖民地時期的首府也發展緩慢。時至1700年，首府城市興建已逾150年，人口才有萬。18世紀貿易增長、政府人員增多.1800年時首府人口增至4萬。其他城市地區要小好多，康塞普西翁有1萬人，瓦爾帕萊索是4000人，而拉塞雷納則為3500人。
包括其餘15個小市鎮的人在內，殖民地城市人口僅為總人口65萬的10%。殖民地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是馬普切人，他們一直生活在其原先的土地上，然而已開始慢慢向中央谷地和城市地區遷移。以現在的標準衡量，城市人口不算多，但在當時仍屬正常。比較起來當時美國只有4%的城市人口。
獨立後的智利更重視國際貿易和掌控貿易往來的貿易中心。聖地亞哥和瓦爾帕萊索港是最大的得益者，其人口增速大大超過全國的增速。
時至1900年，智利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20%，1960年為50%，2000年達到84%。十分惹人注目的是，2000年城市化的程度超過了墨西哥（75%）和美國（77%）。
現在全國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聖地亞哥、瓦爾帕萊索一比尼亞德爾馬和康塞普西翁一塔爾卡瓦諾這三個都會地區。20世紀裡國家首都的吸引力大大超過其他城市地區。1900年只有10%的智利人生活在那裡，而到20世紀末則達到40%。首都人口100年間從30萬增加到了500萬。
在19世紀中葉短暫的時期裡，瓦爾帕萊索港堪與首都相媲美。而後北部的硝石和銅的出口港城市興起，與瓦爾帕萊索相競爭，而聖地亞哥則迅速增加了製造業和政府部門的就業機會。企業感到靠近政治權力比靠近港口設施更重要。
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理論上不再重視政府的作用，但並未扭轉這一勢頭。如果下一代不能改變聖地亞哥人口負荷過重的形勢，智利人可能就要決定遷都他處、發展其他城市中心了。
向較為偏遠地區移民的計劃難以阻止人們大批向三大都會地區流動。只有另外三座城市人口超過20萬。這三座城市提供了貿易和服務業方面的就業機會，但在政府部門和工業方面就業機會很少。
因此，人們離開農村地區尋找工作時，通常會繞過地區中心城市，徑直前往國家首都、康塞普西翁或瓦爾帕萊索。除比奧比奧地區外，聖地亞哥以南的農業區仍有50%以上的農村人口。而北格朗德地區和北奇科地區則是智利最為城市化的兩個地區，90%的人口生活在港口城市和礦業市鎮。
雖說智利的城市化水平比起拉丁美洲其他國家來要高，但其人口增長率則比較低，20世紀裡一直保持在2%以下。按照當前的增長率計算，智利得花上50年才能使人口增加一倍；而與之相比，一些中美國家每過25年，人口就要增加一倍。
歷史上的移民使智利種族構成呈多樣性，但一直不是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除了來自農村地區的德國移民定居在南部地區外，人數不多的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士、南斯拉夫和阿拉伯移民大多定居在城市地區，從事貿易和工業活動。當今人數較多的移民來自鄰國玻利維亞和秘魯，他們大多在北部地區從事無需特殊技能的工作和在聖地亞哥幹家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