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3章一直超車一直爽第一更,求訂閱

其實,排除李毅安是個資本家之外。

南洋與俄國是高度相似的,至少在工業方面他們是非常相似的。

俄國大部分工業都是建立在30年代,要不然便是在戰後按30年代的標準重建。50年代俄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力於這批工廠和礦場。

南洋的工業同樣也是如此,雖然是靠著德國的專家工程師們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的工業體系。但是本質上都是30年代的技術標準。

當然,歐美各國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戰後各國為了加快重建速度,也都是選擇戰前成熟的工業架構,進行重複建設。

這些過時的工業架構不單效率低,而且耗能大,汙染環境。所以,到了60年代,他們會面對的問題都是相同的一邊是供求關係變化,隨著德國工業產能的恢復,各國市場供大於需,市場競爭越發激烈。一邊是落後的工業架構,帶來的高昂的生產成本。

原本這些問題還不太明顯,但是最終,一場石油危機,把所有的問題都激化了。於是西方國家迎來了噩夢般的70年代,其實也就是工業轉型陣痛期。

他們會面對的問題,南洋將來同樣也會面對,也正因如此,李毅安才需要提前進行佈局。

不過保羅解釋,不僅沒讓左孝翰弄明白,反而讓他更糊塗了,說道。

“這有問題嗎?根據我們的預計,依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我們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多,就拿鋼鐵來說,我們的鋼鐵產量至少需要達到2000萬噸,才能滿足基本需求,這也是我們提出2000萬噸的原因。”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也不太明白,但是閣下的解釋,讓我明白其中究竟,有了“一四計劃”的成功先例,那麼我們只需要在“二四計劃”制定一個規模更大計劃就行了,其實就是產能的堆積與擴張。但是這種產能的擴張總是有盡頭的,當它達到市場的臨界點時,經濟的發展,也就陷入了某種停滯,這種停滯往往就會帶來經濟危機。”

雖然覺得這個數字太過匪夷所思,但左孝翰仍然說道,

而在石油危機的刺激下,西方的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工人失業,社會上一片愁雲慘霧的同時,也意味著自十八世紀末葉發展出來的大型“煙囪工業”,也走到了盡頭。在陣痛過後,更有效率、更節能省料的新工業誕生,知識密集工業應運而生。沒有石油美元注入的西方經濟,用了十幾年才漸漸走出谷底,慢慢開始另一波的經濟景氣。

李毅安在一旁補充道。

就在雙方爭論不已時,石油危機的爆發助推讓世界油價高漲,給作為石油出口國的俄國帶了潑天般的富貴。

保羅說道。

而與此同時,仍然一直沿用30年代“煙囪工業”模式的俄國,在最美好的十年結束之後,好日子也走到了盡頭,最終走向了帝國的崩潰。

俄國就是一個教訓。在六十年代的時候,以鋼鐵、機械製造等為核心的舊工業發展達到臨界點,和西方一樣俄國也面對同樣的問題,畢竟沒有任何國家的經濟會像蘇聯那樣偏重重工業。於是俄國也開了相應的改革,就是“柯西金改革”,按照俄國官方的說法是:改善規劃和加強經濟激勵。就是透過引入市場調節進行經濟改革的嘗試。

嗯,可以理解成為俄國的市場經濟嘗試。改革的成效也非常明顯。啟用市場,擴大財政收入,讓俄國經濟恢復活力。當然也遭到國內保守派的攻擊。

現在的美國還沒達到這個程度呢。

“沒有問題,但核心問題是,還是“路徑依賴”,”

不過在李毅安看來,這就是未來的發展的必然,畢竟,後來日本的鋼鐵產量也突破了1億噸,而且還長期保持著這一產量。按照正常發展速度來說,南洋的鋼鐵產量肯定會達到,甚至超過這一數字。

1億噸鋼鐵!

原本所有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都在石油外匯的湧入下,被化解了。於是乎,俄國進入了所謂最為輝煌的70年代,那個時期的俄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各種擴張,甚至自以為即將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那個的時候他們是得意的。

作為通產部總長,左孝翰自然知道“二四計劃”制定的計劃方案,依據是什麼,是根據經濟發展速度製造的,當然也增加了一些“速度值”,就是加快發展的速度值。

“2000萬噸太少了,從長遠來說,可能是會是1億噸!”

“既然如此,那麼計劃實施有什麼問題嗎?”

這也是為什麼,李毅安會直接插手“二四計劃”規劃的原因。

左孝翰不解道。

“現在說這些是不是太遠了,像閣下說的,未來僅僅只是鋼鐵需求就要一億噸,我們現在甚至連十分之一都沒有不是嗎?”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

李毅安說道。

“我們要考慮的是一個長遠的將來,孝翰,就鋼鐵公司來說,東海鋼鐵與東寧鋼鐵,有什麼區別嗎?在技術上?”

“這”

面對閣下的詢問,左孝翰稍作思索後,說道。

“除了裝置主體是國產裝置並且從歐美等國引進了部分裝置之外,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是啊,這就是問題!”

李毅安站起身,說道,

“從計劃的實施上來說,為了加快速度,保證計劃進步,往往傾向於選擇戰前成熟的工業架構,也就是30年代40年初的工業架構,雖然偶爾有些許技術革新,但整體工業架構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現在已經了五零年代了,而我們卻用三零年代的工業架構,去進行新一輪的工業建設,這樣的重複建設,現在看不到問題,但是將來呢?”

面對閣下的反問,左孝翰說道。

“這可是現在新技術並不成熟,我們總不能因噎廢食吧,現在最重要的難道不是發展嗎?”

難道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發展嗎?閣下不是一直在說最重要的就是發展嗎?

“沒錯,是發展,但是要看怎麼樣發展,在好與快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李毅安一邊說,一邊開啟計劃草案說道。

“相比於一四計劃透過工業的直接投資的建設,“二四計劃”的核心,是產業政策性指導發展。”

“產業政策性指導發展?”

“對,就是透過官方資助的方式,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性的技術研究,並將新技術應用於產業擴張上,而不是在舊工業架構內進行重複建設,這或許會犧牲一些經濟發展速度,但是從長遠來說,是有益於經濟發展的,當然,我們還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發展。”

製造產業政策引導推動經濟發展,在另一個世界有成功的經驗,日本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喜歡搞產業政策的國家。50年代初,日本就提出了裝置現代化和發展出口的目標,專門成立了“重型機械裝置技術諮詢機構”,用來指導成套裝置的出口。在隨後的十年間,日本先後出臺了機械工業振興法、電子工業振興法、輕型機械出口振興法、成套裝置出口振興臨時措施法。

每個年代都會提出10年之內產業發展思路,到了八十年代,明確提出,日本的追趕型現代化已經完成,要以技術立國取代貿易立國,要以創造性知識密集化作為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其實,同樣也是面對“煙囪工業”模式走到盡頭做出的決定。70年代小日子的日子也不好過,一樣的接連多年的經濟負增長。

有了這些前車之鑑,李毅安當然知道應該追趕什麼。

“我們並不僅僅只是實施追趕型現代化國家發展戰略,同樣也要在追趕中,抓住技術變革這一彎道超過的機會,利用搶先優勢,緊抓科技發展,實現科技上的創新突新,並以此來帶動南洋的經濟發展。”

其實,現在別說是俄國,就是歐美各國同樣也存在著嚴重的“路徑依賴”,他們仍然沿著“煙囪工業”的方向前進著,全力發展鋼鐵、機械、金屬等傳統重工業部門,而對於微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術等現代高科技反應不敏感。所以大家都在6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陷入了“陣痛”。

舊工業不消失,新工業便無從興起。西方能夠從陣痛中走出來,完全是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性表現,也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的毀滅”。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石油美元注入的俄國卻沉浸於買買模式中,從而錯失了發展良機,最後與美國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遠。

因為了解這段歷史,所以,李毅安才會提出緊抓科技發展,不是為了避免陣痛,而是為了利用搶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

從五零到七零,這可是二十年的發展機遇期。

緊跟在歐美屁股後面看著尾燈追趕有直接超車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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