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遷都長安,與曹魏遷都鄴城相比,其之間的難度不可同日而語。

曹魏的鄴城,有曹操時期遺留下來的魏王宮殿。

而長安從東漢起,少有修繕,城門宮殿坍塌,又經歷了數十年的戰亂,早不復往昔的壯麗。

今大漢欲遷都長安,巴蜀士人便常以此言語來勸諫劉禪或堵塞其他提議遷都的官吏。

然而這些對劉禪來說,都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巴蜀士人本身就不是鐵板一塊,其中欲復興大漢的人本身不少,許多巴地的官吏也不願與蜀人混在一起,他們自己也有互相交流的圈子。

自諸葛亮去世後,劉禪平定荊交二州,以孫權為御,自身的威望在國內也達到了高點,話語權只高不低。

而且對於遷都,除了部分的蜀人官吏外,涼州、隴右、關中、荊州的人都樂於見到都城遷往長安。

可以說遷都長安對蜀漢而言,其意見不同不是大事。

其難點在於遷都上的規劃以及如何遷都等一系列的問題上,因此大漢還需安排專門人手處理遷都的事務,如派遣關興過去便是讓其打打前站,看能否解決大漢在遷都上的疑難問題。

大漢遷都長安的問題,無非有三大點。

其一,關中仍未恢復生機,長安人口不多,遷都過去,其人口從而何來,便是一個問題;其二,城池荒廢,宮殿破損,如何安置大漢皇室以及文武百官,亦是一個問題;其三,成都前往長安其路途上千裡,蜀道崎嶇難行,其數萬人乃至十餘萬人的排程如何解決,也是一個大問題。

敲定遷都安排後,劉禪示意朝議繼續。

“臣御史大夫董允,有事上奏.”

“準!”

御史大夫董允手持笏板,神情肅然地拱手說道:“臣奉陛下之詔,核查郡縣隱藏戶口、豪強不法之事,今有所得,特以上報……”

自三月劉禪下令核查各州郡縣的戶口問題,董允派出諸多屬官前往西北地方上巡查情況,自己從尚書檯以及州上調來案牘檔案,追查數年前的上計問題。

花費長達近半年的核查後,董允根據屬官的調查情況,以及地方上官吏的舉報,漸漸發現了地方上的貓膩。

董允發現西北地區有官吏瀆職,對每歲的上計敷衍了事,且對於收受豪強的賄賂,甚至少數地方對早期大漢推行下去的限名田制置若寡聞。

其隴西郡縣長龐盛四年以來的上計資料,根據以往的資料修改而來,荒廢理政,問其戶籍人數丁男、丁女等詳細資料,知之甚少。

南安郡太守鍾彬雖勤於治政,卻與地方上豪強勾結。

其在任三年間,收受大量賄賂,為其子置田宅,或購買牧場、果林致富。

替豪強令狐氏隱藏戶口,舞弊讓令狐氏子弟入官。

之所以能發現鍾彬腐敗,還多依仗郡功曹東里雄向御史臺屬官暗中舉報,這才能讓御史臺輕鬆地挖出鍾彬不法證據。

在御史臺發起的大規模調查之中,秦、涼二州之中有一位郡太守及五名縣長被查出或大或小的不法事,皆被董允一一彈劾。

其下屬官吏罪責,早就以科律論處。

劉禪翻閱著董允遞上來的奏疏,沒有著急回覆,而是目光落到司隸校尉馬良身上,問道:“巴蜀地區嚴查情況如何?”

馬良聞聲而動,出列拱手答道:“啟稟陛下,巴蜀久在京畿周圍,太守多為奉法,與地方豪強違法亂紀者,多是縣長。

蜀中違法官吏,皆已被臣逮捕,下至監獄…….”

說著,馬良瞥了眼杜瓊,說道:“且不法氏族也已被逮捕,不論其背景如何.”

馬良手握持節,麾下又有一千五百名的吏卒,凡事地方上查出隱戶口以及兼併土地的案件,直接帶兵上門去抓。

不管其背景如何,不論其出身如何。

其中就有抓到蜀郡杜氏杜瓊的旁支杜嶽,杜嶽依仗太常杜瓊的名聲,狐假虎威,行違法亂紀之事。

馬良上門時,他還試圖讓部曲、賓客抵抗,直接被馬良帶來的吏卒當場擒獲,扔到監獄裡,等秋後問斬。

其家眷需發配隴右時,杜瓊念及族人之情,還準備救下,準備被馬良當場懟了一頓,責問杜瓊是否也隱藏戶籍,是否與杜嶽同流合汙。

杜瓊不敢阻抗,硬著頭皮敷衍幾句,帶著人便走了。

經過馬良雷厲風行的大整治後,蜀中豪強為之膽顫,再次回想起諸葛亮執政時期,皆不敢行不法之事。

在各級郡縣長官的協作下,蜀中風氣大為改善,往日在冊百姓皆重歸檔案。

雷霆手段之下,亦有大漢的恩撫。

在費禕的主持下,費詩及蜀中郡守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勸說下,脫漏軍籍的數千名士卒重回軍籍,免其無罪,只懲處罪重之人,安定了人心。

劉禪合上馬良、董允所上的奏疏,嘆了口氣,說道:“自朕繼位以來,多是愛民,沒想到至今仍有此種之事發生,實令朕痛心啊!”

劉禪倒不是對吏治出現問題而難受,畢竟吏治的問題永遠無法根除。

其痛心之處在於部分百姓願意入豪強、士族之下為賓客、佃戶,卻不願在漢為民而感到難受。

雖然有豪強兼併土地的推動,但其歸根到底,還是因為這些年頻發的戰事,導致大漢徭役以及賦稅過重,百姓耕種時間減少,而賦稅不減,這讓貧窮的百姓不得不躲避賦稅及徭役。

見狀,蔣琬寬慰說道:“陛下仁以愛民,巴蜀百姓亦乃知之。

然戰事繁重,於農不利,百姓離散,隱沒戶籍,實屬正常。

若是賦稅減輕,少發徭役,行名田之制,百姓自當安居.”

實如蔣琬所言,大漢雖減少賦稅,但亦不過比魏吳好些,但與安定時期相比,還是頗重。

還需減免賦稅以及少發徭役。

如人頭稅即口賦,兩漢和平年間,錢出二十,從七歲起徵收。

漢武帝時期,因對匈奴戰事,缺少支出,七歲降到三歲徵收,且在二十錢的基礎上,多徵收三錢,作為軍馬糧芻的費用。

到了漢末時期,口賦從一歲開始起徵收,百姓多不敢申報家中子嗣,因此戰亂時期每戶的人口在減少。

對此三國政府也採取了統一的政策,即使用者稅取代個人的人頭稅,來降低在冊人口的減少所帶來的影響。

大漢數年前推行限名田制亦是如此,實施戶調,輔之田租。

同時為繁衍人口,大漢降低或免去未成年少男少女的部分田稅。

但根本上只是降低了些許的賦稅,就如同後世萬元房價,減少了幾百元或千元一樣,沒有質上的變化。

不過總的來說,相比之前大漢是有進步的。

接下來等到荊、湘、交三州安定之後,三州賦稅上交,田租入庫,大漢或許還可以再進一步的減輕對國內百姓的壓榨,賦稅減少之後,對於巴蜀以及西北地區上的經濟以及人口恢復多有裨益。

沉吟少許,劉禪看向蔣琬,問道:“尚書令,今後數年,國不舉兵,以修養生機為上。

是故朕欲減免賦稅,滋生人口,讓百姓得一旦夕之安樂,何如?”

蔣琬聽出了劉禪的意思,拱手答道:“陛下心懷百姓,臣當遵之.”

劉禪這幾年不動兵,減少賦稅,乃是從根本上為大漢考慮。

從攻略河東失敗,大漢連續三、四年發十萬規模的大軍遠征,不僅耗盡了過往積蓄,也使得國內百姓窮困,或讓貧窮百姓逃避賦稅、徭役。

再這麼打下去,基本會傷了大漢的筋骨。

積蓄幾年,百姓有餘糧,國有存糧,再發動戰爭,也是磨刀不誤砍柴工。

至於休養生息的時間,劉禪心裡也有譜,就是之前和鄧艾所言,少則三年,多則五年。

三到五年可非劉禪拍腦袋而來,按照農業時代的定律,如《鹽鐵論》所言:“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

也就是說百姓三年正常的耕種,能有一年積累下來的口糧,這些口糧用於防範突如其來的災難或是人禍。

當大漢積蓄三年出兵,也就意味著百姓手上有了盈餘的糧草,即便因戰事,荒廢了耕種,田畝歉收了些許,不至於導致百姓窮困,從而發生躲避賦稅的事情。

這樣也不會導致出現在冊人口或戶數的減少,不從根本上損傷大漢。

劉禪微微頷首,說道:“既然如此,減免賦稅之議交由蔣卿草擬,儘快布之於天下,以讓百姓知我大漢恩典.”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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