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洲最後會見的,是嶺南大學的黃柯教授。

倒不是不尊重他,而是因為副校長一職,已經是學校能給出的最高待遇。他要是還不滿意,那就真的沒轍了!總不能把校長的位子讓出來給他吧?

年過六旬的黃柯非常謙抑,在徐生洲面前絲毫沒擺老前輩、過來人的譜。對於副校長的禮聘,他在眉飛色舞、滿面紅光的同時,還不忘三辭三讓,最後才勉為其難地答應:“承蒙徐校長厚愛,那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為學校發展略盡綿薄之力!如果做得不好,我再主動請辭。”

——請辭的話聽聽就好,不必當真。

徐生洲笑道:“有了黃校長的加盟,我們學校的文科發展必定能夠再上臺階,在全省、全國打響名聲!”

即將上任的黃副校長也是豪情滿懷:“有了《永樂大典》正本這座金礦,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學校必然是文史學科的學術焦點所在,打響名聲倒是不難,關鍵是如何趁著這股東風,把學校打造成文史學科的研究重鎮,甚至是學術中心,這才是我們最緊要的任務!”

徐生洲忍不住驚訝出聲:“學術中心?!”

不是他不知道學術中心是什麼,而是因為太知道,短期內根本都不敢想這麼高大上的問題。

學術中心是什麼?

不是有大樓,上面掛上“學術中心”的牌子,它就是學術中心了。甚至不是有大師,它就天然地成為學術中心。早年間,有些狗大戶仗著先發優勢,建了新大樓,還在全國蒐羅人才,比如著名的仙頭大學,請了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先生去當數學研究所所長,還請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大拿王富仁先生去當文學院教授。一二十年過去了,現在學術界談數學名校、現代文學研究重鎮,誰還能想到仙頭大學?!

要想成為學術中心,非得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具不可!

先說“人和”,就是不僅要有大師,而且還得是頂級大師;不僅得有頂級大師,而且還得不止一位。這些頂級大師要麼前後賡續,要麼並肩作戰,透過連綿不斷的龐大號召力,吸引大批傑出的研究者圍繞在他們周圍,共同開疆闢土,打下浩瀚的天下。

如此場景,有點像開國君王身邊謀臣雲集、將星閃耀,但事實也是如此。

就比如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的世界數學中心哥廷根大學,在此前幾十年裡,就有高斯、黎曼等大師在此深耕細作,此後又有希爾伯特、閔可夫斯基、諾特(女)、柯朗、馮·諾依曼等著名數學家在此弘文勵教,這才鑄就了哥廷根學派的輝煌!

其次還要“地利”,就是所在高校、研究所要有紮實的根基,就像大家一提到國內的理工科,大家首先想到留美、科大;一提到文史哲,就想到燕大、三人、金陵;一提到教育,就想到北師、華師。在這樣有基礎的地方建學術中心,自然是事半功倍。

白手起家,另起爐灶,實在是太難了!這一點徐生洲深有體會。

好在神州科技職業學院要建文史學科的學術中心,也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有《永樂大典》正本。二十世紀前三四十年裡白旗國巴黎能成為世界漢學中心,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伯希和把敦煌遺書以及在西北考察盜取的東西都帶到了那裡,使得巧婦們有了施展的空間。相比之下,《永樂大典》的完整性和重要性更勝敦煌遺書。

最後是“天時”。

“天時”是什麼?天時就是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聽起來很玄幻,但卻又很現實。

比如說當年的巴黎能成為世界漢學中心,是因為在那個年代裡,巴黎作為鼎鼎大名的現代化之都,富饒時尚,有錢有閒,高聳入雲的埃菲爾鐵塔簡單粗暴地表露出了他們的自信十足。那些在殖民地賺足了黃金白銀的貴族、暴發戶開始崇尚文學藝術,再加上伯希和偷竊來的材料,兩者一醞釀勾兌,便成就了漢學研究的高速發展。

再比如三十年代初的世界數學中心哥廷根大學,本來已經盛極漸衰,小鬍子上臺之後又大肆驅逐猶太人,對大學管制也日趨嚴格,導致大批優秀學者逃離,導致哥廷根學派迅速分崩離析。而這些逃離的人先後來到漂亮國的普林斯頓,結果又在此造就了下一個世界數學中心。

說起來真是讓人感喟世界真奇妙!

結合以上三點,先天不足、後天失養的神州科技職業學院想要打造學術中心?你憑什麼?

黃柯自然不知道徐生洲腦回路里的千迴百轉,只以為對方沒聽明白自己的意思:“在上世紀初,隨著新材料、新方法的湧現,我國的學術領域先後產生了紅學、甲骨學、敦煌學等新學問。進入新世紀,又有了聊齋學、四庫學、樂府學等等。但我覺得,“《永樂大典》學”一出,絕對橫掃絕大多數自我標榜的研究,直追甲骨學、敦煌學,進而成為未來數十年間文史研究的主流!”

徐生洲點頭稱是。

黃柯還怕徐生洲不理解,又舉個例子:“比如說我是研究宋史的,《宋會要》一書備載宋代典章制度,是最重要的研究資料之一。但《宋會要》500卷,現在已經散佚了,目前所能見道的《宋會要輯稿》是清朝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加上現在的補充,全書只有366卷,較之原書已殘缺了將近三成,很多現存篇幅也不完整。更要命的是,當初徐松輯錄的時候,是花錢請抄手謄寫的。那些人沒有什麼學問,只為了多抄點賺錢,抄錯了、抄漏了、抄重了也沒人管,導致《宋會要輯稿》裡面滿篇都是錯誤。”

徐生洲眨眨眼睛:“你們打算重新輯錄《宋會要》,做個全本?”

黃柯道:“據說永樂年間修《永樂大典》的時候,《宋會要》已經亡佚了十分之一,輯錄《宋會要》全本恐怕不行,但輯錄一個更新、更全、更準確的《宋會要》新版本,應該是問題不大,而且功德無量。但具體怎麼做,這裡面也大有文章。”

徐生洲奇道:“什麼意思?”

黃柯微微一笑:“比如說,可以把《永樂大典》全部公開,讓全國的宋史研究者一起來做這件事,三五年內完成;也可以咱們組織專班,十年磨一劍,最後出版一本《宋會要輯校》;還可以從《永樂大典》裡按照秩序,挑出一卷、一門甚至一條,寫成論文發表,可以做幾十年。就看學校最後怎麼選擇!”

“這……”有點小家子氣的徐生洲一時間還真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全部公開?有些捨不得。

十年磨一劍?細水長流?又覺得不利於學術發展,也會損害學校的聲譽和《永樂大典》的影響力。

正躊躇間,看著臉上掛著狡黠笑容的黃柯,忍不住腹誹道:都說“人老奸,驢老滑”,我願尊你一聲老奸巨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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