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北宋官員而言，這統計學並不陌生，就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也透過觀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財務又是一個什麼情況，然後再去設計這青苗法。
再比如說範祥的鹽法，也是透過統計，知道在鹽價低於每斤35錢時購進，高於每斤40錢時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
只不過王安石他們的統計相當糙。
青苗法在京東東路執行的時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沒有出現京東東路的問題，就是因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種兩季，故此大多數百姓是及時還錢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調查，就是僅限於江南的情況，沒有考慮到北方和南方其實是不一樣的。
司馬光、蘇轍都曾對此提出質疑，但是王安石沒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們的統計，是僅限於自己的觀察，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沒有標準就無法服眾，你有你的觀察，我有我的觀察，中國這麼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
最為關鍵的是，就是他們這種統計學，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為有違當下的主流價值觀。
包括範祥、薛向，這些頗具經濟才華的官員，他們在朝中都沒有什麼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彈劾。
因為大家都是從道德出發去談經濟，你偏偏要談利益，那就顯得格格不入。
張斐顯然是吸取了他們的教訓，他永遠是將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誠信之上，主打其實還是道德。
這跟王安石、薛向他們其實是很不一樣。
王安石他並沒有很好得掩藏，自己為國斂財的目的。
還是青苗法。
收兩分利，而且一年還分兩期，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這跟道德沒有半毛錢關係。
不管是司馬光，還是蘇軾、蘇轍，都認為你這利息太高了，要說你不是為國斂財狗都不信。
張斐就不這麼幹，我先免你們的交易稅，再收你們的倉庫稅，主打一個公平。
他往往能夠佔據道德制高點，而王安石是從未佔據過道德制高點。
王安石對青苗法的解釋，永遠都是，地主收那麼高，我才收兩分，我不是為民著想嗎？
但這個理由，經不起推敲，因為不是每個地主都收那麼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這一點抨擊他。
不夠細緻。
但張斐還主打一個細。
當富弼他們看到張斐呈上的調查報告後，不禁都是瞠目結舌，更不知該如何應對。
與他們想象中的還要細緻。
雖然這上面只是酒稅的對比，但一目瞭然，讓人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兩地百姓的生活水準。
過得一會兒，富弼突然抬起頭來，向張斐問道：“根據你提交的這份證據來看，這酒稅的調整，還涉及到酒類的不同。”
張斐點點頭道：“正是如此，調整酒稅主要是為調控糧食，公平起見，非糧食釀造的酒，自然不應該給予增稅。
而目前市面上酒類所需糧食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眾所周知，果酒所需的糧食是極少的，甚至沒有。
如果為求調控糧食，而針對果酒進行增稅，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河中府在調整酒稅第二年，關於酒稅的收入，就立刻恢復，原因就在於，酒戶開始大規模釀造果酒，從而避免負擔更高的酒稅。
好處就在於，使得糧價趨於穩定，也能夠讓官府購買更多的糧食。同時，關於酒稅的收入，並沒有持續走低，又維持到平均水準。
這還是一個例子，中間還有很多細分，以糧食為準，根據釀酒所需糧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稅。”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但見那些商人是一個勁地點頭，對此似乎非常滿意。
這確實非常公平。
你既然說增加酒稅的目的，是為調控糧食，那跟我果酒有毛關係，如果增加果酒的稅，這顯然就說不通，一份完善法案，必須要在邏輯說得通。
這也是王安石不足，他絕對不會細分，肯定是針對所有的酒收稅，司馬光肯定會就這一點，抨擊他的政策。
能夠打敗司馬光的，唯有比他更細。
現在司馬光望著那份資料，已經陷入學習當中，這份資料為他開啟一扇窗，將來又可以從哪些角度，去反駁王安石的新政。
趙拚突然問道：“在你們檢察院的這份法案中，雖然放開酒麴的限制，但是酒戶還是需要從官府那裡獲得釀酒資格？”
“是的。”
張斐點點頭道：“因為放開釀酒的限制，不等於是放開規範，我們必須要保證客戶的正當權益。
官府應該將責任，放在酒的品質上面，確保客戶不會喝到被稀釋的酒，不會喝到有毒的酒。
而且，當出現這種事後，公檢法能夠準確地找到負責人，如此就能夠為那些客戶討回公道，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
當然，這也能方便管理，至少稅務司也不用每家每戶地去觀察，他們有沒有在釀酒。”
趙拚又問道：“會不會有人利用這個限制，去對酒戶敲詐勒索？”
張斐搖搖頭道：“我們其實不擔心，有人借用這一點，去對酒戶敲詐勒索，因為裡面會包含詳細的申請規定。
如果你遵守了規定，又拿不到資格，你可以提起訴訟，這就是我一再強調，不要去畏懼公檢法，訴訟是在扞衛自己的正當權益，這與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關於這一點，我也在國子監的教室裡說到過，如今正在一步步實現。
唯一值得擔心的是，就是有人弄虛作假，給予那些本不夠資格的酒戶釀酒資格。關於這方面，檢察院、警署都會進行相關抽查的，同時酒戶也會相互監督。河中府就有酒戶檢舉過其它酒戶。
其中一旦有人弄虛作假，傷害的就是那些正當酒戶的權益。”
趙拚稍稍點頭，心想，這小子比我們想得還要周全。
富弼接著道：“張檢控可有考慮到，榷酒制和榷曲制，同樣也涉及到不少人的權益，比如麴院的酒匠，如果改為酒稅制，那這些人又該怎麼辦？”
張斐道：“關於這一點，下官認為朝廷可以去參考河中府的一些政策，河中府當時也遇到過這種情況，因為朝廷長期施行榷曲制，使得許多酒樓就缺乏熟悉釀造酒麴的酒匠。
因此河中府在改革酒稅的時候，是將當地的麴院拆分開來，提舉常平司透過解庫鋪，與當地的商人合作，成立一個個釀曲作坊。
當地的酒匠並沒有因此丟失生計，反而賺得比之前更多，他們的工錢至少翻得一番。”
富弼問道：“可是在你的法案中，並未提及這一點。”
張斐回答道：“因為這完全是屬行政政策，我只能提供一些證據，一些建議，但不能寫入法案中。”
富弼沉吟片刻，心道，看來目前為止，還是隻有他真正能夠做到政法分離。又道：“你方才提到提舉常平司透過解庫鋪與當地商人合作，這與榷曲制又有何區別？”
張斐回答道：“一個是行政司法規定，遵循的是朝廷政令。而令一個是商業契約約定，遵從的是契約原則。
“就算如此。為什麼提舉常平司不直接與商人合作？”富弼又問道。
張斐回答道：“因為如果一方是官府，而另一方是民間作坊，直接合作的話，這會令商人感到不安，因為雙方的地位本就不平等，這是很難成功的。
但是透過解庫鋪與商人合作，就變成商人和商人之間的關係，所有的一切都將遵從契約約定，公檢法也是能夠更好地介入。
而這在份約定中，提舉常平司並沒有決策權和管理權，就只是享受盈利，真正去運作這個作坊的還是商人，而且是允許其他人商人與之競爭的。”
富弼又問道：“既然你認為，朝廷在酒制方面，應該是以收稅為主，那為什麼還要讓提舉常平司摻合進去。”
張斐回答道：“富公似乎對此有所誤會，不是我允許與否，我沒有這權力。提舉常平司為什麼不直接與商人合作，那是在於他們自己認為這做不到，沒有商人敢與他們合作，而不是我們公檢法不允許他們這麼做，下官雖然身為河中府的大庭長，但沒有這方面的權力。
當時的具體過程，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河中府酒稅存在著很多問題，是非常腐敗，導致百姓和國家的利益都受到損失，於是下官基於法制之法，扞衛國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從而規範了契約原則，商稅則例。
然後提舉常平司根據皇庭頒佈的法律，做出這方面的調整。
當時官府那邊既得顧忌那些酒匠的生計，又希望財政繼續增長，當然，如果在坐的各位認為，這麼做是官府不願意放棄酒麴的利潤，也不能說是錯。
總之，基於這些原因，他們才會決定透過解庫鋪與商人進行合作。
我們河中府皇庭無意干預，官府怎麼運作。再說回這個法案，檢察院方面只是要求改為稅制，只不過富公方才提出這個問題，下官就只是拿河中府為例，因為河中府政績非常不錯。
如果朝廷有更好的辦法，也是可行的，這是兩回事。”
在坐的人這才恍然大悟，提舉常平司是王安石弄得，當時是元絳根據公檢法的情況，迫於無奈，才對政策進行調整。
想到王安石，司馬光突然靈光一閃，道：“但身為檢控官，不知你以為提舉常平司透過解庫鋪去做買賣，對於其他商人是否公平？”
在場的商人，皆是頻頻點頭。
到底是朝廷的買賣，對咱們來說就是不公平啊！
而且他們中不少人都知道，河中府的酒麴還是被官府壟斷，是允許競爭，但別人沒法競爭啊！
張斐道：“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是公平的。如果當時朝廷放任不管，直接改為稅制，不但對那些酒匠不公平，而且還會引發缺少酒麴的恐慌，由朝廷來主導，慢慢改變，這是非常正確的。”
司馬光追問道：“但你並未直接回答，對於那些商人是否公平？還是說，這只是一個過渡期，到時朝廷還是全部會交予商人？”
張斐道：“是不是一個過渡期，我並不知道，因為這不是大庭長或者檢控官能夠主導的，但是就我個人的看法，對於商人，我認為這是相對公平的。
在榷曲制的情況下，酒戶是無法釀造酒麴的，必須要從官府手中購得。而提舉常平司透過解庫鋪與商人合作釀造酒麴，就不是說酒戶非得從這家作坊購買。
如果說某個酒戶釀造酒麴，又好又便宜，京城酒樓都會上他家購買。這是非常公平的，也不帶有任何強制性。
經過上回撥整酒稅，民間已經出現專門釀造果酒麴作坊。
這也是為什麼，提舉常平司並不掌控酒坊的運作，只是分得利潤，就是怕自己幹不好。
可見這麼幹，國家不是穩賺不賠的，一旦運營不好，或者停滯不前，也是會關門的，這就是那些酒匠的工錢很快漲了一倍的原因，因為你要盈利，就必須要擁有更好的技術，來吸引別人上你家購買，酒匠就變得至關重要。”
司馬光道：“所以你認為公平，是在於允許其他商人競爭，以及這個酒坊與普通酒坊一樣，有賺有賠。”
張斐點點頭，“是的。”
王安石直翻白眼，冷冷道：“這老頭連司法和行政都不分。”
司馬光顯然是在指桑罵槐，暗諷他王安石。但王安石對此非常不屑，哥的新政也是允許別人競爭，只不過他們肯定競爭不過而已，那能怪誰。
馮京突然開口問道：“假設提舉常平司的這個酒坊賠了錢那該怎麼辦？”
張斐鬱悶地撓了撓腦門，笑道：“是提舉常平司決定這麼做的，他們認為是有錢可賺的，要是賠了的話，那也應該問提舉常平司去，這與公檢法毫無關係。”
馮京道：“但是正如張檢控方才所言，提舉常平司是因為張檢控當時判例，而做出的調整。而法制之法首要扞衛的是國家和君主的利益，所以當時張檢控到底是首先考慮公平，還是優秀考慮國家和君主的利益。”
言下之意，你的判例是公平的，但也有可能損害國家利益。
本是國家壟斷，你偏偏廢除這壟斷法，是利益，還是公平？
富弼他們也是稍稍點頭，充滿期待地看著張斐。
又是魚和熊掌的問題。
“當然優先國家和君主的利益，這是毋庸置疑的。”
張斐語氣非常堅決，“這麼說吧，即便朝廷什麼都不做，新酒稅制給朝廷帶來的收入也要遠勝於撲買制。我方才說河中府酒稅增長一倍至多，可不包括酒坊給朝廷帶去的利潤。
我前面就已經說過，為什麼我當時給出這個判例，就是因為舊的酒制，嚴重損害了國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因為公平。
因為榷酒制是一個政策，其實對於每個商人都是一樣的，只能評價好壞，而不能以公平來評價，這跟公平也沒有太多關係。
但是，舊酒制的一些弊端，也確實是源於不公平，正是因為不允許他們釀造酒麴，只能上官府購買，這導致官府變得非常消極，不尋求進步，以至於滋生出諸多弊端。
而河中府提舉常平司這麼做，首先是有利可圖，其次是為了保住那些酒匠的生計，最後，確保不會在短時日內出現混亂。
但如果說，提舉常平司沒有這麼做，對此放任不管，害得酒匠失去生計，並且出現短時的混亂，那不是公檢法的責任，而是那些官員翫忽職守。不是說我們公檢法不願意負責，而是公檢法就無權管理這些事。
這也是法制之法、政法分離的一大優勢，就是能夠讓那些能力不足的官員原形畢露。當公檢法基於法制之法，扞衛了國家、君主、百姓的利益，官員還能拿出亮眼的政績，那才是真正的國家棟梁，值得信賴。
如果損害任何一方利益，來獲取亮眼的政績，我想大多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少官員聽到這裡，心裡是大罵張斐無恥，改是你們要改，出了問題，責任我們來背，你還真是一個“小可愛”啊。
但富弼他們卻覺得張斐說得很有道理，與民爭利，徇私枉法，來獲得政績，那確實大多數人都行，長久下去，會嚴重損耗國家和君主的利益。
公檢法就是確保，你們不能這麼幹。
在這基礎上，你還能夠幹出政績，含金量當然是高得多啊！
司馬光直點頭道：“說得非常好，這一點我是非常認同啊！”
王安石見這老頭又在含沙射影，當即就鼓起掌來，“說得好啊！”
鄧綰他們也立刻反應過來，跟著鼓起掌來。
劉述等人，不禁驚訝地看著王安石，你們還有臉喝彩？
但是革新派個個都非常自信。
因為依照這種說法，河中府的政績，都是元絳他們的功勞，你們公檢法也就只是保護利益，只能屈居其次。
院外的觀眾們不懂他們那些小心思，關鍵他們是真的覺得說得好，反正有人帶頭，外面頓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喝彩聲。
那些權貴是心如明鏡，大哥大姐們，你們是誤會了，他們只是想借著張斐，去諷刺對方，你瞎起鬨甚麼。
好個雞兒。
富弼也是哭笑連連，又讓張斐佔得便宜，向趙拚、馮京道：“這時候也不早，先休息一會兒，下午再繼續吧。”
幾人都表示認同。
等到他們喝彩完後，富弼就立刻宣佈休會，下午再繼續。
只見不少權貴就如洩了氣的皮球，癱倒在椅子上，這場聽證會，卻讓他們感到窒息，腦子都不好使了，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想著，反對反對，一定要反對。
確實。
內容太多，大家也要冷靜下來，好好去權衡一下利弊關係。
而富弼他們也得好好想想，該如何應對。
五人回到後堂，草率地解決完午飯，許遵就藉著午休為由，去廂房休息。
他一走，其餘四人立刻激烈地討論起來。
“雖然張三說得有道理，但是這些道理誰又不知道呢，當年範公改革，其實想要解決的也是此類問題，可結果又如何？更何況這倉庫稅，是非常激進，家裡嚴禁囤放超過五百石糧食，這...這怎麼可能，必然會遭到很多人的反對。”
馮京直襬手，“我看這是行不通的呀。”
趙拚、司馬光也都沒有做聲。
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問題是，能不能做到？
當真是他們立法會說了算嗎？
他們自己都不信啊。
富弼突然嘆道：“當世說得對，道理大家都懂，要是能夠做到的話，早就做了，怎會等到今日。”
可說到這裡，他話鋒一轉，又道：“但是我們現在也是騎虎難下，必須要找出理由來反駁張三，否則的話，我們如何給予陛下回復。”
馮京嘆了口氣，“那小子果真如傳言一般難纏啊！”
話都說到那種地步，你要找不出理由來反駁，那麼民間每一次造反起義，可能都將與他們有關。
可他們暫時還真找不出理由來反駁。
富弼又向司馬光問道：“君實，你怎麼看？”
司馬光道：“在我看來，那臭小子針對的還是土地兼併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只不過他換了一種方式，他不禁土地兼併，改禁囤積糧食，這其實已經是退讓了一步啊！這要是禁止土地兼併，只怕會引發更多人不滿。”
趙拚道：“我贊成君實所言，相比起那些地主兼併百姓土地的手段，這個法案，其實並不過分，正如張三所言，你要是覺得這個法案會使得種糧食不賺錢，那你可以將土地賣了，除非這個法案導致大多數人都認為種糧食不賺錢，才能說這個法案不對。但我認為這個法案還不至於傷害農夫的利益。”
富弼稍稍點頭，稍加思索一番後，“這樣吧，當世，君實，你們再跟那些官員談談，如果他們也無法提供充足的理由，那我們也只能照章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