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努爾哈赤是韓國人(上)

就文化上而言,米哈伊爾神父這些人,對於這種計劃並沒有太多抗拒。

對他們而言,反正不用漢字也得用希臘字,區別不大。

而這個年頭,民間其實也沒什麼“羅斯文化”的共同認識。

對於大部分普通人來講,羅斯王公帶來的壓榨和苦難,遠遠壓過了他們和平民之間的認同感。

而對於地方貴族,這種“羅斯共同體”更像是莫斯科等強勢方用來吞併自己的藉口。

其實這種事情,也不算少見。

這個時代,同一個族群並不代表著會受到善待,這屬於蒙古人都知道的政治常識——當年蒙哥汗進行過調查,結果驚訝地發現,蒙古軍戶每年要繳納的貢賦,是他們全年總收入的倍。

這結果連大汗自己都看不下去,只能緊急下令給眾人減輕負擔。

而對於羅斯地區,別說這個時代了,就算是郭康前世那會兒,不同的“羅斯人”,互相之間的認同感也就那樣……

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宗教上的分歧。

不過這件事目前也不是大事,因為羅馬教會把這些教義上的矛盾定性為神學學術上的不同理解,不認為這觸犯了教會的根本。

所以,相比於用同一本經書的波蘭、匈牙利人,紫帳汗國這些直接改經書的,反而對他們更友善些。

至於原理,郭康也很清楚。

其他教會堅持要排斥異端,是因為他們用來維持組織的共同信仰就剩這個了。

但羅馬教會的信仰,根基是“羅馬的宗教”,維持組織的信仰基礎在於“羅馬”,所以只要在這方面有共同的信仰,宗教那邊的細節就可以不那麼在意了。

從這個角度看,紫帳汗國的宗教基礎比東羅馬都更加紮實:東羅馬的教會只是朝廷詔安來的下屬,經常相互內鬥,甚至影響政局、阻礙對外戰爭:但紫帳汗國的教會,是汗廷自己帶出來的親兒子,兩邊的關係要緊密的多。

有了這個基礎上,語言的問題,本身難度倒是不大。

在中原政權統治過的地方,乃至受到影響的地方,都能找到例子。

比如郭康那個時代,中原人最熟悉的一句越南語,大概是一句“諾松空葉”的喊話。

這句話,用越南字寫,就是“納銃空(滅)”。

納、銃都是來自漢語的詞,意思是交出槍械;空是當地語言裡的助詞,表示否定;滅是個上折下滅的異體字,也來自漢語,就是折煞、殺死的意思。

四個字合在一起,就是“繳槍不殺”。

也就是說,這四個字裡頭其實三個都是漢語詞,發音也接近古代的漢語語音。

換個明朝人這麼喊,他們一樣聽得懂……

類似的例子還挺多,在越南語中形成了一個叫“漢越詞”的大類,哪怕後來越南改用拼音文字,也無法消滅如此眾多的詞彙。

尤其是軍事領域,像武器、包圍、俘虜這類,幾乎就是漢語的原音。

實際上,越南語和漢語,在語言學上連一個語系都不是,跟漢語和希臘語的差距,是一個水平的。

但就算這樣,漢語也成功適應了下來,滲入了當地語言之中。

漢語在這裡,依然是優勢語言。

可能希臘語這種,抗性還稍微強些,其他地方的人,甚至都不怎麼抗拒。

當然,希臘人的表現,其實也是態度問題,說白了是紫帳汗國對他們太寬鬆。

歷史上,小亞的希臘人在兩代的時間裡,就接受了塞爾柱人帶來的突厥語——按理說,希臘語在文化水平上,是具有優勢的,反過來影響突厥語,甚至把那些土庫曼部落,帶的都不願說突厥語了才正常。

奈何希臘人在這方面,一直相當靈活……

這種情況下,才讓郭康認為,希臘語難當大任,推廣漢語是確實有效的。

這裡的經驗教訓,參考清朝就可以了。

雍正執政時,曾經試圖在全國推行官話,甚至為此下了強制命令,規定不會官話的人不能參與科舉。

這件事的導火索,是粵、閩的官員和其他人交流不便,不過這背後,也有一整套的考量和措施。

清朝最大的困難,在於外族統治帶來的低合法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雍正試圖從族群區分的方面入手。

他的理論構想的核心,是用地域的劃分取代民族的劃分。

按照雍正的論述,華夏和夷狄實際上是同一群人,血緣上區別不大,文化上也沒有優劣之分。

他們的區別,是由於地域區分導致的。

滿洲同樣是一種籍貫,而非民族,是和華夏各地一樣,屬於對於住在特定地區的人群的稱呼,不應該排除在外。

在此基礎上,應該依靠德行,而不是看具體地域,來決定誰擔當統治者,最終建立一個涵蓋漢、滿、蒙的“華夷一家”式大一統政權,實現“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的儒家大同理想。

而推廣官話,就是其中的一個配套措施。

理論上,透過官話打破地域隔閡,就可以為這種新的王朝模式,提供更高的合法性和穩定性。

平心而論,這個構想其實有不少可取之處,而且對後世也有影響。

但它也和清朝其他眾多策略一樣,面臨同樣的尷尬處境。

或者說,清朝的很多政策理論其實不落後,一些組織方式甚至很先進,官府和民間也不缺乏足夠的財富和活力作為基礎。

清朝最大的問題,是清朝自己……

雍正的構想,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他沒法像自己說的那樣,把滿洲真正作為普通籍貫看待。

不僅如此,為了維持八旗組織的存在,還得不斷強調滿語學習,否則旗丁很快就把這些都給忘光了。

同樣,既然論證夷狄不是低人一等的,就得有配套的措施。

雍正自己也意識到了這點,把原本的華夏、蠻夷兩層結構,改為華夏、蠻夷、禽獸三層,認為地緣區分華夏蠻夷,而是否遵守天理人倫,則區分了人和禽獸。

藉此,來抵消傳統的“蠻夷=禽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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