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管是以炎黃之始那一年作為新曆法紀元的元年,還是以秦始皇統一六國的那一年,亦或者以大明立國那一年為新的歷法紀元的元年,都不是最關鍵的。

最關鍵的是這個新的歷法紀元的名稱,必須能涵蓋從夏商周三代以來的整個華夏曆史,具有華夏至上的意義在裡面。

朱高煦壓根不覺得,他推出一個炎黃曆紀年法會被人噴。

因為此事並沒有讓各個階層的人利益受損,而且他也沒有說要廢除年號。

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三代之治,還是孔孟所處的春秋時期,都沒有年號的說法。

故而,儒家學子們沒理由反對炎黃曆,甚至更應該推崇炎黃曆,所謂炎黃子孫,自當使用炎黃曆紀年法。

甚至為往後的讀書人省去了很多麻煩,可以不必把那些繁雜的年號都記下來,只要知道個大概,在炎黃曆某某年發生什麼大事即可。

“陛下之氣魄,不遜秦皇漢武也!”

解縉不動聲色的恭維道:“僅此一事,必將千古留名,為後世之人所銘記.”

方孝孺面露恍然,感情朱高煦是趁此機會,將過去的紀年一概給改了,統統併入了炎黃曆紀年。

不以乾熙元年或洪武元年為新曆法的元年,卻以炎黃之始那一年為新曆法元年,不僅理由充分,而且度量上也足以讓人稱道。

將來人們只要唸叨一聲“炎黃曆”,想到是方孝孺、解縉奉大明乾熙皇帝編著史書而引起,那今日之事便會成為青史上的一段佳話。

“陛下聖明,如此一來,臣等便可依著炎黃曆紀年法,由遠及近,依次編著華夏曆史.”

方孝孺無比激動的說道。

朱高煦見兩位大學士興奮的模樣,心裡比較得意,決定再過幾年等天文學與曆法學成熟完善後,就把赤道、經緯度弄出來,到時候本初子午線就他孃的以紫禁城中軸線為準。

其實,推出炎黃曆紀年法之後,最先感到方便的是史官以及史家學者,其次才是天下的尋常百姓。

歷朝帝王設定年號,為得是體現皇帝獨一無二的神聖性。

以古代人口流通率及識字率,年號更換之後,絕大部分人都不會馬上知道。

朝廷最多會派人在縣城告示欄上張貼告示,不可能挨家挨戶去通知。

尤其是偏遠鄉村,稅吏與收租的地主才不會跟佃農們說朝廷的事。

因此,鄉村百姓獲知朝廷訊息,更多的是靠走街串巷的貨郎小販。

皇帝駕崩了好幾年,鄉間百姓都不知道才是常態,只有電視劇裡的老農民才會隨口說出天啟幾年、崇禎幾年。

事實上,古代人大多以天干地支來記時間,比如辛丑年、庚戌年,這也僅限於有學識的讀書人。

處於社會底層的尋常百姓連字都不認識幾個,更不可能知道啥天干地支,也沒有獲知年號更替的渠道,只是麻木的過日子罷了。

不過,當炎黃曆紀年法推行使用之後,一旦底層百姓得知了今年是炎黃曆某某年,那麼明年皇帝年號有沒有更換,具體是啥也就沒那麼重要了,因為明年一定是炎黃曆某某加一年。

眼下的大明雖然是乾熙元年,可採用的依然是干支記年法,即用天干地支作為支撐,六十年為一週期,其中又夾雜著關於天文曆法的二十四節氣。

朱高煦對天文曆法瞭解不多,也不知該如何推算節氣與黃道。

他提出使用炎黃曆紀年法,簡化的其實是歷史紀年,跟農曆、節氣沒有多大關係,只不過有利於將華夏曆史融為一個整體。

雖然此舉在眼下的人看來是一個創舉,但實際上對此時的大明社會與民生皆影響不大。

就算後世的大明皇帝沿用炎黃曆紀年法,該改年號還是會改,畢竟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需要用年號來彰顯其個性與威嚴。

朱高煦會讓負責記錄起居注的郎官、史官等人採用炎黃曆紀年,卻不會腦殘到把他的“乾熙年號”給取消。

解縉、方孝孺如此乾脆的表態,正是察覺到了這一點,否則他們總得先找欽天監的官員商議一下。

實際上,這種事屬於皇帝的“突發奇想”,既無傷大雅,又具有極高的可行性。

苦就苦了大明的史官們,他們主持修訂史冊,要把歷代紀年改一遍,工程不可謂不浩大。

待解縉、方孝孺退下之後,太子朱瞻域前來求見。

“父皇,兒臣按照您的吩咐,寫了一份‘數字符號’的演化與簡化細則.”

朱瞻域將一份文稿呈給了朱高煦。

朱高煦開啟文稿,認真看了起來。

將“一”樹立起來,則成為簡化後的數字符號“1”。

把“二”連筆彎曲,就會變成簡化後的數字符號“2”。

把“三”連筆彎曲,則會成為簡化後的數字符號“3”。

將“四”去掉底下一橫,再經過六個步驟(注1)的簡化,便可改進為數字符號“4”。

把“五”去掉上下兩橫,再經過四個步驟的簡化改良,即為數字符號“5”。

將“六”去掉中間一橫,連筆彎曲,經過三個步驟的簡化後,就會得到數字符號“6”。

把“七”倒立,去掉中間一橫,經過兩步改良簡化,就是數字符號“7”。

將“八”調整角度,伸出兩角,化直線為曲線,結成圓圈,經過三步改良簡化,即可得到數字符號“8”。

把“九”掐頭取尾,再把留下的尾巴倒置過來,透過三步改良簡化後,就是數字符號“9”。

再把原本就用來表示零的符號“o”,寫瘦一些,即得到數字符號“0”。

朱高煦合上文稿,感慨道:“過去我們華夏先賢用算籌計算,再後來用算盤計算,以後便可以用簡易數字了!”

算籌是一種計數方法,而畫在文書之中的算籌符號就像後世的阿拉伯數字一樣,可以用來表示數字。

據《孫子算經》記載,算籌記數法則是:“凡算之法,先識其位,一縱十橫,百立千僵,千十相望,萬百相當.”

《夏陽侯算經》說:“滿六以上,五在上方,六不積算,五不單張.”

算籌的出現年代已經不可考,但據史料推測,算籌最晚出現在春秋晚期戰國初年,它是珠算發明以前屬於中國獨創,而且是最有效的計算工具。

至於珠算,是以算盤為工具,以算理、演算法為基礎,運用口訣透過手指撥動算珠進行加、減、乘、除和開方等數學運算的計算技術。

其始於漢代,至宋走向成熟。

如今大明經濟高度繁榮,由於商業發展的需要,珠算得到普遍推廣,逐漸取代了以前通用的籌算。

在此情勢下,駙馬都尉歐陽倫在朱高煦的授意下,編撰《直指演算法統宗》為珠算的推廣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過,眼看著用到數字的領域越來越多,朱高煦因此才急著搞出了所謂的“簡易數字符號”。

注1:雖然朱瞻域在文稿上畫出了把文字改良簡化為數字符號的每個步驟的圖形,但因為閱讀軟體顯示問題,這裡無法體現,後文有彩蛋可看,感興趣的老鐵可以在網上搜一篇文章,叫“阿拉伯數字:每一個字的字形都源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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