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高士廉、韋挺、岑文字撰寫《氏族志》初稿完成,將此書呈獻給李世民。

李世民親自審稿《氏族志》,看到高士廉他們將山東士族、黃門侍郎崔民乾的博陵崔家及清河崔家、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列為第一等,大為不滿,立即將高士廉、韋挺、岑文字召進宮,當面說出自已的四點意見:

“其一,朕跟這五大門閥士族沒有任何私人恩怨,對他們不存在任何偏見;

其二,山東五大門閥士族和江南的琅琊王家、陳郡謝家,早已經衰微沒落,也早就退出了朝堂高位,他們僅僅靠家族的餘暉,以‘賣婚’收取鉅額彩禮、榨取錢財,德行與才能都很低劣。朕很不理解,這樣的家族憑什麼得到尊重?

朕聽聞魏侍中(魏徵)為自已兒子娶太原王家女,光聘禮就要七十萬貫。據說博陵崔家的聘禮更高,要一百萬貫;朕曾想把自已的女兒高陽公主下嫁給房司空(房玄齡)的長子房遺直,房遺直卻直接拒絕說:我只想娶五姓女,不想當什麼駙馬都尉。朕甚是惱火,難道朕的公主,還比不上五姓女嗎?

其三,朕本想以當朝的品位次序作為標準來分高下,讓你們這些為大唐帝國作出貢獻的人顯貴,你們為何卻讓崔民幹這麼個小人物位居一等?

其四,以當朝的品位次序作為標準,再次修撰《氏族志》。”

高士廉、韋挺、岑文字連忙回覆道:“諾!”

高士廉退朝後,覺得修撰《氏族志》非常棘手,自已有些力不從心,無從下手,於是急召袁天綱夫婦來高府商議。

袁天綱與高淑行一聽阿耶高士廉有要事相商,急忙趕到高府。高士廉便將今日進宮,李世民將《氏族志》的修撰意見覆述給他聽。

袁天綱聽罷,微微一笑,說道:

“泰山大人,魏晉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誕生了清河崔家、博陵崔家(清河崔家的分支)、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大唐剛定鼎關中時,為了管理好山東地區,就充分任用山東士族。高祖(李淵)曾詔命潁陽鄭家出身的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博陵崔家出身的崔民幹為山東道撫慰副使,到山東招撫各郡縣。”

高士廉聽得連連點頭,袁天綱繼續娓娓道來:

“雖然大唐建立後,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已經沒落,但是衰而不僵。舊士族雖然在政治上逐漸失去了優勢地位,但是由於他們‘血統高貴’,在社會上仍享有相當高的威望,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大唐的領導核心──關隴軍事貴族集團,雖然在政治上握有實權,但就社會地位來說,尚不足以與舊士族相抗衡。

自魏晉以來,山東五大門閥世家為了保持士族的血統,嚴格實行‘內婚制’,也就是‘門第婚’,恥於與庶族通婚。

於是乎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包括皇室在內,也想透過與四大家族聯姻來提高社會地位,聖上將侄女和靜郡主下嫁給了河東薛氏的薛元超,即使娶到了皇室女,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仍然以未能娶五姓女而抱憾終身,曾說:‘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房司空(房玄齡)、李英公(李勣)、魏侍中(魏徵)等庶族出身的名臣也爭相與山東五大門閥士族通婚,甚至連隱太子妃鄭觀音就是出自潁陽鄭家。”

說到這,袁天綱一提起“鄭觀音”的名字,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其女李婉順!他的思想就開了小差,說話停頓下來。高淑行這時也發現了他的微妙心理變化,向他投入專注的目光。

袁天綱感觸到高淑行投來的目光,馬上調整思緒,繼續說道:

“舊的門閥觀念,必然有礙大唐帝國的中央集權,有損皇權的權威樹立,同時也阻礙了跟隨大唐帝國建立功勳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比如長孫司徒(長孫無忌)、李衛公(李靖)及您高申公(高士廉)等;及庶族出身的地主官僚,比如房司空(房玄齡)、李英公(李勣)、魏侍中(魏徵)等。因此,聖上修訂《氏族志》的初衷,就是在政治與社會地位上打壓這四大家族,鞏固大唐王朝的統治。”

“說得精闢!那怎麼修訂才能讓聖上滿意?” 高士廉急迫地打斷了袁天綱的話。

“再次修訂《氏族志》時,應以李姓皇族為第一等,外戚其次,把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降為第三等。同時,建議聖上下《禁婚詔》,嚴令五大門閥士族不得搞‘內婚制’;及把科舉制度貫徹下去,將一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讀書人作為新鮮血液注入到大唐帝國的官僚隊伍中,打破這五大門閥士族政治、文化的壟斷地位。”

“此計甚妙!” 高士廉連聲讚歎。

從高府回來,高淑行就向袁天綱問了一個問題:

“先生,在一千多年後的文明社會,還存在門閥士族嗎?”

“在民國時期,存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控制了國家的全部經濟命脈,大肆吸吮民脂民膏,最後搞得天怨民怒,民國政府迅速垮臺。我生活的年代,門閥士族早就被打倒了,人人生來平等,知識分子想進入仕途,必須參加科舉考試。但是……” 袁天綱解釋說。

“但是什麼?” 高淑行好奇地問。

“但是在我國的鄰國天竺,那時候叫印度,三千多年還實行種姓制度。自殷商時代開始,至大唐時期,一直到一千多年後的文明社會,人一出生就被分為三六九等。” 袁天綱說道。

“什麼叫種姓制度,跟門閥士族一樣嗎?” 高淑行繼續好奇地問。

“比門閥士族還不合理!天竺國將人分為四大種姓,第一等級是婆羅門,主要是僧侶貴族階層;第二等級是剎帝利,主要是國王與軍事貴族;第三等級是吠舍,主要是普通的雅利安平民;第四等級是首陀羅,主要是當地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第五等級是達利特,就是指賤民,屬於不可接觸的階層。”

“真是不可思議!三千多年了,難道那些低種姓人不能像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帝王將相,寧有種乎?’” 高淑行不解地問。

“沒有!三千多年了,他們都沒有反抗。因為他們信仰印度教,認為今生吃盡苦,來世投個好胎。”

高淑行聽罷,連連搖頭,深感不可理喻。

三個月後,高士廉、韋挺、岑文字重新修訂好《氏族志》,共收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李姓皇族為第一等,外戚其次,五大門閥士族降為第三等。

高士廉、韋挺、岑文字將此書呈獻給李世民,經過李世民親自審定無異議後,詔命將《氏族志》頒佈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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