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政權的學齡前至12年制教育改革同大學改革一樣引人注目。當局自然是首先著手肅清課堂上的馬克思主義影響，取消人民團結陣線各政黨著名成員的教師資格。當局接著調整教育學院這一智利最主要的師範學校。該校原本隸屬於智利大學，但當局使其成了一所獨立的學校，更名為首都教育大學。起初該校師生都不願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但跟其他大學一樣，20世紀80年代經濟危機嚴重影響國民生活時，教育大學的學生們也開始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了。
經濟危機爆發兩年前的1979年，當局對國家教育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將公立學校下放給地方管理，由地方出資辦學。為了終結教師終身制，1988年頒佈的一則法令允許地方學區解聘老教師。這些改革的目標明確，即要使地方當局對教育進行更多的管理。然而許多地方無錢辦學，中央政府因而繼續資助地方學區。而一些富裕的地區有錢，那兒的教師薪金就較高。
中央政府也資助不收學費的私立學校。例如，1980年聖地亞哥只有22%的學生就讀私立學校，六年後增加到了47%。這一事實說明：國家出資、私人管理的學校教學成績優於那些傳統公立、公辦學校。四年級學生和八年級學生全國統考結果表明，私立學校學生的得分稍高，但最主要的成績差異是富裕地區的學生與貧困地區的學生之間的差異。父母的收入和學校的財力仍是學生成績好壞的根本。未受這些改革措施影響的一類學校是私立貴族學校；這些學校通常都是宗教組織創辦、管理的，要收取高額學費。
軍政權還試圖使學校教師非政治化，1974年解散了全國教師聯合會。政府用教師公會接替全國教師聯合會，1981年又以智利教育工作者協會取而代之，這些組織均未能促使20世紀70、80年代的教育發生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些軟弱無力的組織也未能有力地為提高薪水、改善工作條件開展工作。教師的薪水太低，影響了職業操守。教室年久失修、教學裝置短缺、圖書太少，但軍政府未能改變這一狀況。
1973至1980年，學齡前至12年制學校在校學生人數有所減少，起碼是沒有增加，但其後的十年間有了顯著的增加。中等教育人學率歷來遠遠低於初等教育入學率，但這十年間從佔適齡人口的53%上升到了75%。另一入學人數顯著增加的領域是學前教育。1974年只有萬兒童入學，而1989年人數增加到了萬。這兩個領域學生人數的增加，意味著學生們在進入大學前受到了較好的、較長時間的學校教育。在技術水平較高的智利城市社會，這些成就可使更多的年輕人完全參與到國家現代化的程序。
智利的社會保障制度1973年運轉失靈，靠養老金生活的人領到的錢不夠餬口。受通貨膨脹影響，大多數退休工人要麼找活幹，要麼受窮。即使如此，社會保障金在政府預算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大，1973年為20%，1980年上升到了50%。勞工部部長何塞·皮涅拉根據新自由主義模式計劃實行社會保障私有化。
按照他提出的計劃，工人每月向稱之為“養老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私人公司交一定份額的養老金，公司將其用於投資。工人退休時，公司根據其積存的養老金額度向工人支付養老金。在這一新制度下，僱主不用交一分錢，而工人則至少要交納其工資所得的10%。工人可以將其賬戶從這家公司轉到其他公司，但不能參與公司的投資決策。公司收取年度管理費，評論家們認為收費太高。政府鼓勵工人轉入這一私有化制度，不願轉入新制度的工人可以繼續留在原先的公共社會保障體系內。
這一私有化社會保障制度最引人關注的一點是沒給工人帶來任何好處，倒是公司老闆可以將大筆資金用來投資謀利。智利歷史上還從未有如此多的資金進入過私人資本市場。這些資金改善了智利的股市，成就了國內一些大型企業集團的組建。遺憾的是，資金管理人未能小心謹慎地進行投資活動。1982年經濟危機侵襲全國，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紛紛破產，政府不得不將其接管，後來政府又將其拍賣，並制訂了嚴格的管理規則，同時向外資開放。
不久外國公司就控制了半數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養老基金管理業出現了高度集中的現象，到20世紀90年代兩家公司控制了全國養老基金的60%以上。智利的這一社會保障私有化模式雖然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讚賞，但主要受益者是股市、而不是工人。再者，一旦發生經濟大衰退，這一模式就運轉失靈。還有,這一模式尚需證明其能夠給大批次的退休工人支付退休金、能夠一直保有支付能力。
智利在軍政府上臺前就以一種雙軌制實施了全民醫療保健計劃。雙軌制，即公費制與以僱工養老金為依託的有償服務制。例如：享受公費醫療的孕婦要等很長時間才能看一次護士或醫生，分娩時除非出現併發症，由助產士看護。產科病房會有八張或十張床，但接生和住院是免費的。而享受有償服務的孕婦則每月看她的醫生，分娩時由她的醫生看護。產科病房只有兩張床。然而養老金管理機構只支付總花費的一部分，其餘得由產婦支付。
這一制度存在著兩大問題：一是不平等問題，一是費用問題。為了解決這兩大問題，軍政權的經濟班子實施了醫療保健改革。為了使公費制滿足地方上的需求，經濟班子將地方上的診所交由市政當局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經費，讓工人透過政府管理的國家公共醫療保健基金會自選醫生。
有近1/4的智利人選擇了這一制度。政府還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建立了一種稱之為“醫療預防學會”的新型私營醫療體制。僱主按月向私人公司交納一定額度的經費，公司投資股市。僱員就診時，學會支付部分費用，其餘由就醫者支付。智利私人公司，據著這一新型醫療保健業的主導地位，兩家美國公司——埃特納公和西格納公司——到20世紀90年代末佔有1/4的市場份額。
這些醫療保健改革措施向許多人提供了較為完善的醫療保障，但大多數人享用的公費制尚需完善。全國性的規劃使所有智利婦女的產前保健、產後保健和嬰兒保健得到了改善，從而使嬰兒死亡率從1970年的82%0下降到了1990年的15%0，亦即下降了5倍。
成人預期壽命也有了延長，但延長的幅度不那麼大，只是從1970年的65歲延長到了1990年的71歲。然而總的說來，中產階級從國家公共醫療保健基金會和保健預防學會這兩種體制中受益最多。那些負擔得起的人可以享受到歐美人那樣的醫療條件。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護士和進口的藥品、技術使智利中產階級的人們享受到了世界一流的醫療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