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集團的人差不多全都支援軍事政變。他們認為軍事執政委員會將會恢復他們的財產權和社會主導地位。軍事執政委員會掌權的頭年，權貴集團對智利的未來提出了兩種設想。一種是同業公會運動，主要領導人是天主教大學保守的法學教授海梅·古斯曼。
他建議執政委員會主席皮諾切特建立一種以社會主義為準繩、由軍方控制的保護民主制。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市場資本主義。雙方爭相謀求皮諾切特的支援。前者敦促軍方打造政治運動，強化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而後者則敦促軍方全力重建經濟，放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皮諾切特選擇後者時，主張前者的一些人傻眼了。
然而第一波消費潮到來時，包括海梅·古斯曼在內的許多人都轉而支援新自由主義了。他們這會兒確信日益富裕的生活要比群眾政治運動更能使人們轉而支援軍政權。然而大多數人都擔心恢復民主制會讓基督教民主黨重新掌權。他們雖然曾在民主聯盟中同基督教民主黨人合作過，但反對這些人支援土地改革和概奪財產權的行徑。
權貴集團的人們誤以為軍隊會將其所有被沒收的財產全都還給他們。然而政府並未歸還依法沒收的莊園和企業。許多貴族後裔家庭所有的地產曾世代確保其享有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這會兒發覺寸土全無了。政府出售依法沒收的土地和企業時，許多權貴集團成員無錢購買。往往是一些能夠弄到貸款的金融機構的頭頭們成了這些土地和企業的新主人。企業家階層形成了。
企業家不僅購買了本國的企業，還收購了也在實行私有化的阿根廷、巴西、秘魯和玻利維亞等國的企業。這一新權貴集團比起早先的權貴來要富有多了，活動範圍也廣多了，但主要依靠的還是外國貸款。他們也得益於軍方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一個潛在的重大問題是，皮諾切特政權終結後這一集團是否還能生存、發展。
軍政權整頓大學的第一個目標是根除馬克思主義，第二個目標是將新自由主義模式應用於大學。根除馬克思主義顯然是場意識形態戰，而用新自由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同樣也是意識形態戰，只是軍政權的頭頭們否認這一點。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首先是裁撤院系和減少招生人數，但20世紀80年代高等教育又有了全面的重大發展。
軍事執政委員會首先將當時的校長免職，用軍官頂替他們。新任校長解聘教授，裁撤一些院系，將其他一些院系遷至新地址。例如，他們將智利大學歷史系搬進離校本部和圖書館數英里遠的聖地亞哥市內的一棟老樓，而後又將其遷至聖地亞哥市東郊皇后區。
他們將收藏在校本部的珍貴圖書分散至位於聖地亞哥市區不同地點的院系，搬運過程中丟失了許多書籍。一些保守黨人也要求限制基督教民主黨對大學的影響。軍事執政委員會表示贊同，遂罷免了從衝突不斷的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時期即任智利大學校長的埃德加多·博寧格的職務，幾乎所有的新任校長都不再讓基督教民主黨人教授繼續擔任院長或系主任一職。
大學改革的另一內容是分拆智利大學。1973年之前，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一直指導著智利的大部分高等教育。智利大學在許多地區設有分校，聖地亞哥的校本部負責對各分校進行終結考核。軍方為了削弱智利大學的職權，讓各地分校完全自治。
因此1981年由原來的8所大學變成了17所。例如，智利大學在特穆科的分校同國立技術大學合併成立了邊疆大學。該校作為一所獨立大學增加了新課程、新建了校園、制訂了研究規劃。該校地處馬普切腹地，還擴大服務範圍，促進了馬普切人教育事業的發展。國家提供資金，地方上也提供資金，這就使一所新大學比原先的兩個分校更具活力了。這所新大學的人們同其他新大學的人們一樣這會兒覺得有了更大的自主權。然而智利大學的教職員們則擔心這種自主權會使學術水平下降。
而當皮諾切特的經濟班子將其新自由主義政策應用於高等教育時，發生了一場更具爭議的大變革。經濟班子首先終結了大學不收學費的傳統做法，規定每學期學費為1000美元至2000美元，具體數目依學生所在學校和所學專業而定。經濟班子為貧困大學生設立了獎學金，然而名額有限。經濟班子接著又鼓勵創辦私立大學，不要國家提供資金。
全國、特別是聖地亞哥一下冒出了許多新大學，到1980年比原先的數目多了一倍多。只有像保守的天主教神工會這樣的一些少數大學與宗教有聯絡。大多數大學是世俗的、營利性的。這些新大學沒有什麼專職教授，需要時就從早已存在的正規大學聘請著名教授兼職授課。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大學入學要求比正規大學低，其中有些學校很可能會成為“文憑工廠”。
大學生人數從1973年的萬減少到了1982年的萬。但到1989年，新開辦的大學又使大學生人數增加到了萬。新型的大專學校和技術培訓中心還招收了萬中學畢業生。大專學校四年制，學生在校學習簿記學、秘書學和銷售學等課程。
這些學校均以營利為目的，教學質量參差不齊。技術培訓中心大做廣告進行宣傳，但政府並不認可，所以學生們很難評估其教學質量。對進不了大學的學202生說來，這些新型學校是受歡迎的，每三名中學畢業生中就有一人入學。到20 世紀80年代末有了20餘所大專學校和150多家技術培訓中心。
國家對大學和培訓中心的資助是整個教育預算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中學畢業生升學人數增加後，國家的這一資助就減少了。1974年國家公共教育經費的47%給了大學，到1989年這一比例下降了一多半兒，到了22%。跟美國一樣，學費抵了減少的國家資助。即使有獎學金可得，工人家的孩子上大學還是越來越難了。
智利大學生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長期傳統。軍事執政委員會用軍官頂替學者擔任大學校長。新校長們的嚴格控制加上經濟的增長，使得公開的政治活動幾近停歇。然而1982年經濟崩潰時，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反對軍政權，抗議活動還在大學校內再次爆發。學生們舉行集會，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批評軍政權。天主教大學哲學系的一些學生膽更大，佔領了系辦公大樓，後來國民衛隊衝進去才將他們趕走。
20世紀80年代，知識界的重大活動發生在大學校園外。歐、美國家政府意欲支援向民主過渡，遂開始資助獨立研究機構。這些機構的成員往往都是些在本校享受不到學術自由的大學教授。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研究院這一機構進行民意測驗，從事研究活動，出版書籍，舉行研討會，大力宣揚民主制。另一機構是紅衣主教勞爾·席爾瓦·恩裡克斯創辦的基督教人道主義學會。
該會出版發行了一份名為《替代》的雜誌，支援政治變革。該會還經常舉辦研究班，邀請國內外學者一起探討回歸民主的道路問題。這些機構的學者都跟基督教民主黨關係密切，在反對皮諾切特的運動中和向民主過渡的鬥爭中都起著思想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