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執政委員會雖然公開宣稱不以政治為轉移、要為全體智利人謀福祉而治國理政，但很快就頒佈了勞工法，撕下了這一不偏不倚的假面具。像銅礦工人這樣的一些工人曾反對過人民團結陣線，執政委員會就視其為盟友；而大多數工人曾支援過人民團結陣線，執政委員會就視其為敵人。為了打擊這些工人，執政委員會下令禁止政治活動解散激進的工會組織，想以此肅清共產黨和社會黨在勞工運動中的影響。資方不顧先前的合同隨意開除勞工積極分子、解僱工人時，執政委員會不加阻止。
新自由主義經濟班子1975年接手後聲稱要消除對勞務市場的“壟斷”。軍事執政委員會和總統皮諾切特釋出了一系列有違1931年勞工法許多規定的法令，以控制勞工。1978年，任勞工部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何塞·皮涅拉頒佈一部新勞工法。該法雖說認可了勞工組織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但廢止了只僱用工會會員的制度、規定罷工不得超過60天並允許僱主僱傭替補人手，還撤銷了勞工法院，允許僱主隨意解僱工人，規定只給那些連續勞動12小時或超過12小時的工人支付加班費。新法還支援僱主將工人轉僱他人，以避免對其直接承擔責任。
皮涅拉說是要實施一種自由市場勞務制，其實是要削弱勞工組織和葬送集體談判。政府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地將工會會員人數從1973年的高達65萬人減到了1981年的40萬人。1981年以後工會會員人數則緩慢增加，1988年達到了萬人。要求恢復民主的運動期間，工會會員人數又一下增加到了60萬人。工會會員人數雖說接近了20世紀70年代初的水平，但要獲得20年前享有的那些權利和保障，尚面臨著重重障礙。
工人們最困難的時期是政府實施弗裡德曼的“休克療法”那會兒。失業率從1973年的%猛升至1975年的%；與此同時，經濟萎縮了13%。為了緩解困境，政府實施“最低報酬就業”計劃，提供了公共服務就業崗位。政府原想這些報酬低的工作沒什麼人肯幹,但凡有其他就業機會，工人就會走人。然而1976年工作奇缺，有15萬人爭搶這最低報酬的活幹，第二年爭搶的人數增至萬；1977年以後經濟形勢好轉，爭搶的人數才大幅減少。
大多數工人支援人民團結陣線，而中產階級正好相反。許多中產階級分子參加了空鍋遊行、全國大罷工和其他抵制活動。因此軍人接管政權後，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都鬆了一口氣。年齡稍長、具有懷舊情結的一些智利人設想新政府會像卡洛斯·伊瓦涅斯政府那樣行事，他們似乎忘了他那屆總統任內的一些經濟困境。起初，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對軍隊出重拳維持社會秩序表示歡迎。
前幾年不斷的衝突結束後，為了局勢平定下來喪失自由似乎是應該付出的代價。許多人不願相信外國報刊報道的發生在國家體育場的那些暴行。他們認為外國記者都是被國際左派陰謀集團利用的工具。國際教會團體譴責智利軍隊侵犯人權時，同一教派的智利教會往往認為這是智利軍隊在拯救國家、免受共產主義之害。
雖說是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支援民主聯盟和軍事政變，但該階級中有重大影響的少數人卻支援人民團結陣線。人民團結陣線的大多數領導人出身中產階級，他們中有三人為阿連德政府內閣部長，許多政府部門負責人都獲得過學位。相當多的教授和大多數公立學校教師都是人民團結陣線成員。藝術家、作家和演員們也都是阿連德的盟友。
1973至1979年間，至少有萬智利人流亡國外，其中大多數人屬於中產階級。有人估計軍政權時期有近20萬人逃離智利，其中主要是中產階級成員。瑞典、義大利、加拿大、英國、美國、墨西哥、委內瑞拉、澳大利亞和東歐國家都接納了大批流亡者。一些支援阿連德的窮人翻山越嶺進入阿根廷境內，但大多數支援阿連德的窮人則陪同家人留在國內艱難度日。
流亡者們在國外的日子起初不好過，特別是在東歐。他們面臨著失業、語言和文化等問題，為自己的前途憂心忡忡。隨著時光的流逝，一些人在其流亡地紮下了根。甚至在皮諾切特政權終結後，他們也只是回國看一看，不在智利長住了。阿連德政府和皮諾切特政府最大的悲劇可能就是家庭的離散了。
另一大悲劇則是寬容的丟失。20世紀60年代末之前，智利人愛同持有各種政治信仰的人討論各種有爭議的問題。可當政府以救世主自居、圖謀報復、從而危機四伏時，這種開誠佈公、寬容大度也就消失了。
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頗為天真地認為軍隊會很快恢復繁榮昌盛景象。1973年10月軍事執政委員會取消價格控制致使食品價格和租金猛漲時，他們驚呆了。然而人民團結陣線時期的黑市很快消失、商店貨架上滿滿當當了。人們雖然沒有什麼錢，但誤以為消費文化復興了。而當軍事執政委員會將一些地產和企業還給原先的所有者時，人們也以為私有財產又有保障了。然而一年後經濟形勢惡化、失業率上升時，人們開始犯疑發愁了。
接下來是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學家們倡導的“休克療法”。中產階級中的支持者們認為私有化和削減預算只會影響到人民團結陣線提供的一些工作崗位。事實並非如此。阿連德執政的三年裡一直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反人民團結陣線人士突然接到了解僱通知。例如：在公共住房署工作的帕特里西亞·戈伊科萊亞失去了工作，花了兩年時間才找到另一份工作。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受僱於公路局的胡安·託雷斯受勸辭職。他在巴西找到了一份工作，修築穿越亞馬遜地區的公路。政府促他們這些人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工作人員自動離職接受一筆豐厚的離職金，願意留職者有遭解僱的風險。
三年困難時期過後的1977年，期望的經濟起飛開始了。失業率下降，進口、信貸增多。建築業大發展，聖地亞哥面貌大改觀，居住區高層公寓樓林立。首都郊區向安第斯山擴充套件，中產階級上層居住的富人區空地上都建滿了房。人們貸款到郊區買房，貸款購車上下班來往於郊區和市區。
到1984年有40%以上的聖地亞哥居民利用了消費貸款。1975至1981年，全國汽車擁有量增加了一倍。軍政權無疑是給中產階級帶來了一場期待已久的消費革命。軍政權及其經濟班子大得人心。
源源而來的進口商品有助於這一革命的持續發展，所不幸的是嚴重損害了本國工業。直到泡沫破裂時，智利人才意識到是國際信貸資助了這場消費革命。這陰晴變幻不定的貨幣市場使人們失去了田地、企業和房產。這次災難源自全球金融市場，與社會主義無關。經過一番重大改組、經歷一段相當大的困難後，到1985年經濟才復甦。這導致了又一輪消費潮，這是一輪比上次更大的消費潮，但這次消費主要的支柱已不是外國信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