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諾切特的經濟部長費爾南多·萊尼斯著手歸還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時期沒收的企業。他的繼任者塞爾希奧·德·卡斯特羅加快了歸還程序，使25家銀行和400多家公司實行了私有化。然而私有化只是天主教大學裡一批擁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教授編制的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要根據新自由主義原則變革整個經濟結構。
20世紀裡大多數智利經濟學家均採用種種政府補貼手段（如關稅和信貸等）刺激工業發展。然而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執行任務時，斷然摒棄了這種做法。
他們認為，保護和補貼致使工業生產效率低下、毫無競爭力。他們為了使本國工業同外國競爭，1973至1980年間平均將關稅從100%減少到了10%。他們用取消關稅保護的方式迫使工業生產提高效率、改進質量。智利商品的價格如果競爭不過亞洲、歐洲和北美的商品價格，智利的工業行將消亡。
經濟班子認為，要實現這一重大變革，智利工業必須降低其生產成本。為此，這一經濟班子實行了勞工改革，他們削弱工會職權，允許工廠主減少工資、過多的補助費和就業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沒有想到這些削減勞工成本的措施實際上就是對工業的補貼。
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期間，廠房和機器嚴重受損，企業主們急需外部資金。這一經濟班子為了使他們能夠得到信貸購買新機器、使工廠現代化，遂大力扶持新金融機構的發展，撤銷對借貸外資的限制。一批有進取精神的企業家趁機在國內、從國外借貸資金組建大型聯合企業。
皮諾切特的經濟班子實行這一新模式時，智利工業很難參與國際競爭。軍事政變時，國內市場因過高的物價和失業率已嚴重萎縮。“休克療法”起初使製造業嚴重受損，1975年萎縮了25%，而1976—1980年則開始以可觀的6%-7%的增長率持續發展。政府的經濟學家們認為，這四年的迅猛發展似乎證明了新自由主義工業政策的有效性。
這些政策的理論根據大多源自米爾頓·弗裡德曼，但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阿諾德·哈伯傑由於定期前往智利，所以起的作用更大。他支援智利經濟班子以適當的匯率使出口多樣化、降低對銅的依賴度。他的兩個學生豪爾赫·卡瓦斯和塞爾希奧·德·卡斯特羅領導著皮諾切特的經濟班子。他們首先削減政府開支，著力使通貨膨脹率降下來。
1973—1981年，通貨膨脹率從600%以上降到了10%以下；智利人和外國人都認為這一成就是“奇蹟”。他們自以為已克服了這一長期災難，遂於1979年將比索的匯率與美元掛鉤。他們忽視了固定匯率可能危害出口、資助進口的程度。不久，以往在智利很難買到的名牌商品就佔滿了商店，本國產品不見了。民族工商企業拼命謀求生存，但許多企業難以維持。1977至1980年間倒閉了近1300家。
不幸的是，危機不久更加嚴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解決自身的通貨膨脹問題，決定提高利率。這使全球出現了銀根緊縮的狀況，同時又提升了美元的幣值。20世紀70年代末容易弄到信貸，智利的企業主們從國外借貸了近110億美元。從而使國家外債從53億美元增加到了173億美元。銀根緊縮、美元升值，無論是企業主還是政府就都還不起外債了。
智利大型聯合企業壓政府不要使比索貶值，否則它們還外債所需要的美元價值就太高了。但到1982年，政府扛不住了。經濟班子起初只使比索貶值了18%，但不久就使其進一步貶值了。債務人用以購買美元所需的比索越來越多，他們的債務很快就超過了其資產的淨值。銀行受的影響最大。經濟學家拉爾夫·呂德爾斯的一篇研究報告揭示了大多數銀行均有虧空這一驚人事實。
國內金融機構行將全面崩潰，政府遂將其接管。軍政權突然發現自己控制的企業比阿連德政府沒收的企業還多。世界市場的起伏不定對私人企業的毀滅性打擊可能比社會主義還要大。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已難以調整國家貨幣政策使之適應起伏不定的世界市場。他們像人民團結陣線那樣再次將智利資本主義推向了深淵。
一直反對芝加哥大學經濟模式的亞歷山德里和弗雷政府時期的經濟學家們，這會兒宣告這一模式失敗了。他們認為智利應該回到保護主義和提供補貼的時代。皮諾切特急欲尋求解決危機的良方，遂聽取了這一評論意見，改組了他的經濟班子。新領導人很快即實施高關稅和財政控制政策，以扶持本國工業和金融機構。
然而在這些措施開始恢復20世紀50、60年代的經濟制度時，企業界擔心會完全放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以，經濟一顯復甦跡象，企業界的領袖們就立馬勸說皮諾切特任命埃爾南·布奇為財政部部長。他曾獲得過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學位，想要將理論同實際結合起來發展本國的經濟。他甚至還發展了私有化政策，將諸如大型公用事業公司這樣的國有企業賣給私人。他還允許外國投資人更多地參股智利企業。
新自由主義者們盤算著要將大型銅礦私有化，但皮諾切特堅定地繼續實行國有制。他認為這一企業是政府收入和外匯的主要來源。即使是在人民團結陣線大動盪期間，銅產量也有平均每年4%的增長，然而比原定計劃要少，罷工和其他動亂使產量難以大幅增長。
軍隊接管後的四年間，銅產量增長了21%，1977年幾達99萬公噸。十年後銅產量超過140萬噸，1990年達萬噸。這一增長引人注目，但這是漸進式的增長，而不是突進式的增長。其實到1990年，許多經濟領域的增長率均已超過銅。出口產品種類的變化證明了這一發展趨勢。1973年銅是出口總量的75%，到1990年則不到50%。智利的農產品、林產品和漁產品這些新出口產品突然間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四、農業、林業和漁業
重新安排自然資源的生產活動，是軍政權的經濟班子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弗雷和阿連德政府曾先後沒收了5000多家地產，合智利可耕地的60%，但這兩屆政府均未確定這些地產的法律地位。土地改革協會依法佔有了一些莊園，但其他一些莊園是農業工人強佔的。
土地改革協會沒收的地產由身為公社社員的農業工人耕種，但產權屬於國家。軍事執政委員會的經濟顧問們不認可這些國營農場，遂分田到戶頒發地契，使農業工人成為土地所有者。分配給各家各戶的土地大約是全部所沒收的地產的1/3。另有1/3的地產是土地改革協會未依法沒收的，政府將其還給了原先的所有人。其餘的1/3則由執法官員在商品市場上銷售。
這樣一來，不僅完全改變了土地所有制形式，而且也改變了農業投入老觀念。政府倡匯出口，農業部門遂開始注重國外市場而不那麼關注國內市場了。新農民不再像以前那樣種植穀物、飼養肉牛，而是發展果園和葡萄園，出口新鮮水果，主要是出口到美國。例如，1973年智利裁種果樹萬英畝，到1989年擴大到了萬英畝。然而要到國外新鮮果蔬市場進行競爭，則需要可觀的投資。
許多新土地所有人大筆借貸引進現代技術，像經營企業那樣經營農場。他們祖輩與土地沒有關係，對土地沒有感情，與土地只有經濟關係。再者，他們家族與勞動力也沒有關聯。老式莊園有大批佃農生活在土地上，而新型土地所有人則裁減佃農人數，轉而透過勞工經紀人僱用工人。從前的僱農只得流向附近的市鎮，到處找工作。
他們沒有地方栽種果蔬、飼養牛羊。如今土地所有者與工人之間的新關係是臨時性的。許多采摘、加工包裝水果的季節工人如今四處流動。因此，農民協會的人數從1973年的近12萬減少到了1981年的不足3萬，工人們也失去了就工資和勞動條件進行談判的權利。
大型加工包裝公司出現了，同小果農簽訂合同，收購他們的水果。智利最大的一家加工包裝公司的老闆是戴維·德爾庫託；他的公司堪與多爾、奇基塔和戴爾蒙特這樣的一些跨國公司相比美。智利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用葡萄出口國。
智利夏季正好是北半球的冬季，這一現實極為有利。而智利的技術、基礎設施和低工資又使其對像阿根廷、澳大利亞和南非這樣一些南半球的競爭對手佔有優勢。新型農業綜合經營模式甚至改變了傳統農產品的生產方法。小麥每公頃生產率從1969-1970年度到1990-1991年度增長了近3倍；玉米和馬鈴薯的生產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
可惜的是，許多新小農沒有相關知識和資金使其農田現代化、分享這一出口繁榮。1979年政府允許他們出賣土地時，他們中的許多人賣掉了自己的土地。他們懷揣換得的一點資金流向城市地區，想找點活幹或做小買賣。因此，土地改革的一個間接結果就是加速了農業工人向城市的流動。就業形勢好的時候，這新來的勞力促進了發展；但經濟衰退時，他們就加入街頭小販大軍，沿街叫賣謀生。
皮諾切特政權時期大幅增長的其他兩項經濟活動是漁業和林業。智利北部沿海洄游的鯉魚是魚粉業興旺之本。1973年智利漁產品出口總值為4800萬美元，1987年增至9億3800萬美元；智利在全世界捕撈總量中位居第四。1990年漁業部門僱用了6萬名工人，但過度捕撈和洋流變化使得就業形勢和年產量難以預測。安赫利尼家族及其紐西蘭合夥人控制了75%以上的漁業生產，智利漁業也就成了一項高度集中的產業活動。
除魚粉外，智利還發展了養魚業。投資人圍湖、圍海養魚。智利開始向全世界出口鮭魚後，人們認為這一新興產業很有發展前途。鮮魚出口總值1988年增至億美元。但不久人們就注意到魚飼料和魚排洩物對水域的汙染情況，開始為環境遭到破壞而抱怨不已。為了保護國家水域，生態學家們一再要求對這一產業加以控制。
在林業方面，植樹造林也成了大買賣。從一開始，栽種的就主要是外國樹種。為了大力促進出口，皮諾切特政府資助造林將近200萬英畝，用的是兩個品種。一是生長快的蒙特雷松，特適合造紙漿和紙;二是生長較慢的北美黃杉，供製作優質木料用。頭數十年間栽的樹為20世紀70年代造紙廠的發展創造了良機。智利在出口木製品的同時還向一些國家出售預製板房。
1970年林業產品出口總值只有4200萬美元，到1989年達到了億美元。農、林、漁各業的繁榮興旺使智利的外貿形勢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出口總值從1974年的22億美元增加到了1989年的81億美元，出口的物品中以新產品為主。皮諾切特的經濟班子成功地達到了使外貿多樣化的目標，從而克服了長期以來對銅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