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改革的壓力既來自智利國內也來自國外。肯尼迪政府提出以改革換取經濟援助後，就連保守的亞歷山德里政府也在壓力下實施了土地改革。而基督教民主黨政府（1964-1970）和人民團結陣線政府（1970—1973）都在思想上篤信改革，不需要外人的教促。這三屆政府共同具有的信念是政府應該促進經濟發展，但它們在私人資本於經濟程序中應有的作用上存在著分歧。
右派政黨聯盟推選阿圖羅的兒子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競選總統。他以萬票勉強擊敗左派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獲得20%多的選票，激進黨候選人路易斯·博薩伊獲得不足16%的選票。這兩個黨在政治上都持中間立場，如果曾商定好共同推選一名候選人的話，中間派很可能就贏得了選舉。在隨後的兩次總統選舉中，各政黨都得小心謹慎地決定其盟友，這是因為支援右、中、左的選票比例十分接近。各種思想傾向間的這一均勢表明，智利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但也存在著一種潛在的脆弱性。如果政治論壇上諸位發言人的觀點比較一致，民主政治就穩定了；而如果有哪個派別行事專橫，那就威脅到了其他兩派，衝突也就隨之而起了。
一、權貴集團
這一時期上層階級維護其特權地位的迴旋餘地在不斷縮小。莊園、城市房地產和工業投資都受到了政府的嚴格控制。首先影響到莊園主們的變革是勞工法增加了工人的權益。而後的變革更為激進，中央谷地的莊園主們大多失去了土地。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城市裡的房地產主陷入困境，而法律又規定不得增加租金、不得驅趕房客。政府和工人沒收企業後，企業主不再追加新投資。房地產主擔心會失去其房產，並確信很快要發生變故，遂不再對之加以修繕。
有利可圖的風險投資機會減少了，有錢的智利人遂將錢轉移至國外。他們對美元的需求高漲，致使黑市兌換率猛升，遠遠超過了美元的實際價格。智利人在旅館、飯店、甚至辦公場所向外國人提出要換錢。代理人而後將資金帶出智利到其所在國投資於股票和債券。因此，在海外投資的智利有錢人就越來越多了。
社會正義運動剝奪了有錢人的一些土地和企業，但政府未能防止資金外逃，這就是說大量資金流到了國外。這些資金在智利投資無利可圖，卻幫助了別國經濟的發展。由於私人投資縮水，就得設法用政府投資來彌補差額。但由於私營部門發展停頓，本國的課稅基礎亦難以擴充套件了。政府投資越來越得從國外引進資金，這就意味著要寅吃卯糧，預先借用國家未來的出口收入了。
二、中產階級
教育設施、社會服務部門和公營企業的發展大大增加了政府需僱用的人數，這主要對中產階級有益。1958年政府僱員近萬人，1968年增至萬人，1972年則達36萬人。1970年之前人數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新工作崗位的設定，而1970年至1973年間人數增加的原157因既有新工作崗位的設定，又有私人企業的國有化。
政府公共部門就業人數的增加是跟高校和職業學校畢業生人數的增加同步的。例如，1960年在校大學生為萬人、1970年為7萬多人、1973年達萬人。由於私營部門發展停頓，畢業生們越來越視政府為其唯一的僱主了。由於控制政府公共部門就業的主要是行政部門，贏得總統職位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加了。
中產階級成員因遵循不同的政黨路線而發生了分裂。那些與私營部門關係密切的人支援民族主義黨或激進黨或基督教民主黨。在政府公共部門工作的人則支援激進黨或基督教民主黨，但公立學校的教師們通常支援社會黨或共產黨。中產階級儘管具有許多共同的消費、教育和公民價值觀，但政治上的分歧卻使其難以作為一個統一體進行運作。對大多數中產階級的人說來，重要的是財富的價值；而對一些收入較低的政府公共部門僱員（如公立學校的教師們)來說，優先考慮的是租金管制而不是財產權。
雖有改善醫療保健、住房和勞務市場條件的管理法規在，但政府還是對這些服務行業進行了控制，並用政治之手對之進行配置。弗雷執政時期和阿連德當政時期大力推行公共住房供給，但由於求遠大於供，故而要得到一處住所黨派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了。跟政府僱員的關係在優先取得服務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像“門路”、“後臺”和“靠山”這樣的一些詞語是“權力關係”或“影響”的意思。因此，選舉的意義要比意識形態上的論爭深刻得多。選舉影響著黨員們得到服務、住房和工作的機會。
通貨膨脹處於高位時期，中產階級收入減少，盼望有個能振興經濟的黨。中產階級的人們希望幣值能穩定、工資的購買力能上升、能有更多的工作崗位。20世紀50、60年代，各政黨在其竟選綱領中均承諾要達到這些目標。但事實證明，無論哪個黨上臺執政，均難以履行諾言。其結果是沒有一個政黨能連續兩屆贏得總統職位。
中產階級和一部分未加入工會的工人企盼有個既能提供安全保障又能振興經濟的黨。1964年，右派政黨聯盟為了阻礙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總統，決定投愛德華多·弗雷的票；除這次外，總統選舉都是勢均力敵的。例如，1958年得票最多的候選人跟緊隨其後的候選人得票相差萬張，而1970年也只相差萬張。因此，如果有2萬張選票轉投的話，這兩次選舉的結果可能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