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工會未能影響整體工資水平的提高，這是有點出人意料的。20世紀30年代產業工人的工資呈下降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稍有增加，20世紀50年代末則大幅下降。銅礦工人工資最高，其次是城市裡的製造業工人。女傭和農業工人工資最低。通貨膨脹日益加劇（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末的形勢），工人的工資亦相應上漲。跟美國和歐洲的工人不同，智利工人身處消費社會的邊緣。他們的工資僅足其基本需求。
政府在改善醫療保健和教育條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工人們因此從中得到了好處。全國醫療保健服務局使嬰兒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從1/4降到了1/8），使智利人的壽命延長了20年，男人平均年齡達54歲、女人達60歲。政府資助學校，使文盲率從1925年的近30%減少到了1958年的17%左右。因此，雖說工人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什麼增加，但為他們及其家屬提供服務的社會事業有了發展。
工人階級政黨和組織的領導人實際上大多出身於中產階級，權貴的農莊和工商企業的經理人員往往也大多來自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上層擁有中等規模的工業企業、商業和建築公司；而不那麼富裕的中產階級則擁有小商店和小農場，在政府中供職或在學校教書。他們的收入往往比工人階級高不了多少，但他們受過教育，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不那麼富裕的中產階級特別依賴政府。歐洲和美國的私人企業為中產階級提供了許多工作崗位，而智利則完全不是那樣。因此，政府就成了中產階級就業的主渠道。有鑑於此，就業承諾就在選舉政治中具有了舉足輕重的分量。各政黨均競相兌現承諾，這一歷史時期政府就業崗位增加近250%。為了支付薪水，稅額也就增加了，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0%。
銷售稅從佔政府收入的不足15%上升到了近25%。但最沉重的負擔是通貨膨脹。20世紀50年代，通貨膨脹使薪金嚴重縮水；而在此之前，中產階級分子過得很好。20世紀40年代，他們的收入增加了近50%；藍領工人則截然不同，他們的工資一直沒有增加。
中產階級的人大多生活在城市裡，全心全意地為現代化效力。中產階級選民並不死盯著一個政黨，而是靈活地跟各政治派別聯合，他們尋找最能代表自己權益的政黨或政黨聯盟。20世紀20年代，激進黨強調教育和世俗化，這吸引了許多中產階級選民。
中產階級的一些上層成員大力支援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代表上層階級利益的綱領，而中產階級的政府僱員們則支援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較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148的綱領。伊瓦涅斯上校兩度執政時，許多中產階級選民都支援他，認為他根除傳統政治後就會使國家很快面貌一新。然而他未能說到做到，他們也就不再支援他了。
1925年至1952年間，一些強有力的人物控制著智利的政治。這一時期肇始於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成為“總統選舉幕後牽線人”，他迫使阿圖羅·亞歷山德里辭職，為溫順的埃米略·菲格羅亞隨後當選為總統鋪平了道路。菲格羅亞短暫的總統任內，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財政顧問埃德溫·凱默勒訪問智利時，建議智利政府更有效地管理經濟。他的建議包括：成立中央銀行和更為高效的稅務機構恢復金本位。智利議會批准這些措施後，凱默勒知會美國銀行：智利是提供新貸款的首選地。
1927年初伊瓦涅斯接任內政部長這一強權職務後，菲格羅亞辭職，伊瓦涅斯安排自己進行競選活動。他獲得了空前的97%選票。為了恫嚇議會，他放逐了許多政治領袖。他還取締了共產黨、鎮壓獨立工會。他要的是工作效率而不是政治辯論，所以挑選了工程技術人員而不是律師擔任內閣部長職務。他開始向美國銀行家大量借錢，用這些錢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建設。這些工程中有鐵路主幹道的支線橋樑和港口設施。為了更好地控制財政，他任命了一名擁有查對政府各部門（特別是行政部門）賬目全權的總審計長。
他還改組了武裝部隊，單獨組建了智利空軍。他將各警察部門統一編制為“國民衛隊”。國民衛隊的普通成員來自工人階級，這使他們頗得民心。在外交關係方面，美國的仲裁幫智利和秘魯解決了兩國共同的邊界問題，阿里卡永遠歸智利，塔克納永遠歸秘魯。
伊瓦涅斯開除了所有他認為與其政府為敵的政府僱員，並新增設了9000個工作崗位。這些變革大多對中產階級有利。儘管存在著迫害行為和審查制度，一時的繁榮景象還是令許多人十分樂觀。其實有許多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人們都贊同他對效率的崇信和對傳統政治家的批評。然而大蕭條降臨時，智利發現伊瓦涅斯的繁榮法失靈了。
跟赫伯特：胡佛及其他世界知名領導人一樣，伊瓦涅斯也未預見到大蕭條的嚴重性和持續性。智利十分依賴硝石和銅的出口，所以當礦產品市場崩潰、價格暴跌時，就拿不出錢來購買進口產品和支付債務了。礦山停產後，失業礦工一貧如洗，隨即向南遷移尋找工作。然而由於經濟衰退時伊瓦涅斯採用了削減政府開支和就業崗位的傳統保守政策，所以也沒有什麼工作好找。伊瓦涅斯墨守金本位；與此同時，美國則停止提供信貸，而先前的債務又到償還的時候了。失業人數猛增，人們舉行大規模抗議遊行，反對伊瓦涅斯政府。伊瓦涅斯眼看無法控制這一危急局勢，遂於1931年7月26日辭職逃往阿根廷。
臨時政府組織了新一輪大選，激進黨領袖胡安·埃斯特萬·蒙特羅獲勝，致使阿圖羅·亞歷山德里想贏得第二次任期的嘗試沒有成功。蒙特羅盡力向失業者們提供食、宿，並計劃降低租金和稅額。不幸的是，他僅在職八個月，就被一軍人密謀集團推翻了。集團領導人是空軍軍官馬馬杜克·格羅維、記者卡洛斯·達維拉和社會黨人歐亨尼奧·馬特。密謀者們宣告智利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然而他們並未對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做出闡釋。
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肯定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由於執政委員會內部的勾心鬥角，在推選誰當主席一事上耗費了不少精力。軍隊認為格羅維和馬特太激進，將他們放逐到了復活節島。卡洛斯·達維拉於是自任主席，但難以應付大蕭條所造成的極其嚴重的問題。社會主義共和國只存在了100天，但這已足以使許多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智利人驚恐萬狀了，並進一步敗壞了軍隊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