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黨一致否決聯盟”掌權後有項特定的立法任務要完成，這項任務比具體的工作計劃更重要，那就是要贏得對民主制度的長期支援。許多保守的智利人認為只有獨裁統治才能確保長期穩定和發展。他們就是1989年公民投票時贊成皮諾切特再統治八年的那43%的選民。“各黨一致否決聯盟”能使他們相信民主政治比獨裁統治更有好處嗎？該聯盟也許能爭取到他們中的一些人，以壯大政治領域內中間派群體。
另一大問題是如何使占人口大部分的智利窮人享受到消費革命的成果。修改勞工法以加強集體談判，將有助於工資的提高。支援勞工的措施不僅將改善工人們的福利待遇，也可使工會不再支援極左派。對勞工法進行重大修改的問題是：右派在議會中擁有足夠多的票數確保修正案得不到透過。因此“各黨一致否決聯盟”必須透過談判求得一致。
“各黨一致否決聯盟”的經濟班子同先前的班子一樣善於把握經濟，不僅取得了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同時也避免了通貨膨脹。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經濟增長率等於抑或高於軍政權統治時期那些最佳年份的增長率。改善極其貧困者生活狀況的規劃對智利各地區均有巨大影響。政府出資在鄉村地區修建飲用水、電力、道路和電話設施。身處現代化邊緣的人們瞬間有了自來水和彩電。
“各黨一致否決聯盟”的領袖們這麼幹的時候，不能再用傳統的方式動員工人群眾了。他們必須用提高生活水平和加強社會服務的方式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援。他們在這方面也做得很成功，但結果卻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他們的選票沒有什麼價值了。
對那些將不能從勞工組織的發展壯大中得到好處的工人，“各黨221一致否決聯盟”力圖部分恢復福利國家的一些做法以對他們進行保護。政府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必須小心謹慎地配置資源，以免高速運轉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減下速度來。他們堅持預算平衡原則，採用增加稅收、而非赤字開支的方式實施福利計劃。歷任財政部長拒不贊同以通貨膨脹為代價的民眾主義消費方式。
“各黨一致否決聯盟”對企業界採取了重要舉措，即繼續執行軍政權的私有化政策，變賣像供水、汙水處理和供電這樣的一些公用事業單位，鼓勵外國資本投資。西班牙資本收購了智利銀行和公用事業單位的大量股票，而美國和日本的資本則開辦新採礦合資公司。
很難判定這些投資的長期後果會是什麼樣子，特別是這些投資使人想起20世紀60年代之前外資在智利佔有主宰地位時就更難做出判定了。這些投資能在多大程度上將企業所獲利潤用於擴大再生產、提供就業機會而不是調撥回本國？像鳥戈·法齊奧·里加齊所著《智利珍貴的財富現狀錄》這樣的一一些書籍提醒智利人關注大型合資企業打入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程度。這些跨國公司使國家政治景象改觀的程度更不明朗。
用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讀寫能力和工資收入這樣一些指標來衡量，智利的人文發展領先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智利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也領先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婦女。為了進一步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艾爾文成立了部級“全國婦女服務局”。拉戈斯任命多位女性擔當政府要職。2002年，他的16名內閣成員中有5人是女性。她們努力為婦女尋求經濟發展良機、爭取法律平等。弗雷·魯易斯一塔格菜和拉戈斯兩屆政府力促議會透過離婚法，以取消當時對合法分居的限制，但天主教會向基督教民主黨大力施壓，要其議員投票反對該議案。
跟其他許多國家一樣，20世紀90年代對婦女施暴事件有所增加，據報道強姦發案率從%0上升到了%0。然而這一發案率只是美國的1/3。非婚生兒也持續增多。20世紀90年代裡像謀殺和綁架這樣一些其他的罪行指標下降了。然而汽車失竊和入室盜竊案件持續上升，促使人們為其車輛和住宅安上更加保險的裝置。房主們為了保護自家財產，聯手僱傭居住小區保安。
然而許多人家搬進了高層公寓樓，認為那兒比私家住宅更安全。不管怎麼說，智利人還是幸運的，威脅著許多拉丁美洲大城市文明社會的實施極端暴力行為的準軍事人員和毒品販子沒有出現在聖地亞哥、康塞普西翁和瓦爾帕萊索。人口的增長也沒超過經濟的增長。新就業機會和福利計劃確然使智利的貧困線下降了。
“各黨一致否決聯盟”在向民主過渡時期所面臨的一個最最棘手的問題是處理軍事統治17年間發生的侵犯人權案件。南美其他國家試圖解決軍事統治時期侵犯人權事件時所呈現的令人沮喪的情景表明，將會有重重困難在前頭。20世紀8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等國的武裝部隊將政府交給文官時，竭力設限阻撓對其罪責的追究。只有阿根廷成功地起訴了幾名軍事執政委員會的成員，那主要還是因為武裝部隊在馬爾維納斯（福克蘭）群島戰爭中遭到了不光彩的失敗。
智利的情況不一樣。時至1990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成效可觀，西半球其他一些國家也開始採用這一模式。許多智利人仍在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方面堅定地支援著軍方。就連那些反對軍人統治的基督教民主黨領導人起初也是支援軍事政變的。這些領導人必須小心行事，軍方可能掌握著相關的機密情報。因此，文人政治家們在民主過渡時期竭力使謀求正義跟不疏遠軍方這兩者結合起來行事。
皮諾切特預計將來某個時候文人政權會追究軍方侵犯人權的責任，遂於1978年頒佈法令，大赦所有在1973年9月11日至1978年3月10日期間犯有罪行的人。最高法院後來確認了這一法令的合憲性。這更增加了起訴侵犯人權案的難度，因為想修改憲法重建法律程式並非易事。再者，皮諾切特宣稱：文人政治家們如果敢“碰他的人”，不會有好果子吃。因此，為了防止再次發生軍事幹涉事件，文人政治家們都在既定的框框內小心行事。
皮諾切特政權時期，有近3000智利人被處決或失蹤，許多人的屍體至今下落不明。另有數千人遭速捕受酷刑。最高法院決定：政府有權對1978年大赦令所免除的罪責進行調查，但無權起訴。為了進行調查，議會成立了“全國真相、和解委員會”，並授權它在有限的九個月內對侵犯人權事件進行調查。阿連德時期的駐外大使、長期擔任激進黨領袖的勞爾·裡蒂格被任命為八人委員會主席。他那盡心盡責的領導作風很快就使人們稱該委員會為“裡蒂格委員會”而不再用其正式名稱了。
裡蒂格委員會請求凡知道有人被殺害、受酷刑或曾遭受其他方式虐待的人向其提供證據。數千公民提供了證據，這些證據成了該委員會1991年3月提出的2000頁報告的主要內容。報告所陳述的有關暗殺、酷刑和失蹤等內容促使總統艾爾文向所有受害者的家人公開道歉.並要求軍方承認給受害者及其家人所造成的痛苦。皮諾切特及其他軍官均未表示歉意，卻聲稱他們是執行任務。
溫和派想和解，但過激派不幹。1991年初發生的兩起政治暗殺事件表明，復仇的慾望依然十分強烈。3月，一左派團體槍殺了一名軍醫，據信此人曾參與政治迫害活動。一個月後，馬努埃爾·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在天主教大學附近槍殺了1980年憲法起草人法學教授海梅·古斯曼。
艾爾文迅速做出反應，成立公共安全域性，向智利人保證他決不容忍報復性的暴力行為。與暗殺事件關係密切的共產黨和馬努埃爾·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由於使用暴力受到了相當大的壓力，馬努埃爾·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內的一部分人放下武器、宣告支援民主程序。
政府為了在制度框架內促進正義事業的發展，繼裡蒂格委員會後又成立了全國恢復和解協進會。這一機構有兩項任務：一是查清侵犯人權的責任人；二是向受害人或其親屬提供若干補償金。總統愛德華多·弗雷·魯易斯一塔格菜為了鼓勵軍事人員提供證據，於1994年承諾不起訴那些作證的人。的確是有些人站出來揭發了有關酷刑和暗殺的新證據。最引人注目的揭發之一是國家情報局的一名前僱員的揭發：他不僅供認自己殺害了勞工領袖圖卡佩爾·希門內斯，還指名道姓地說出了命令他下手的指揮官們。
新揭發出的一些事實促使·一些政治家和記者指責軍方和法官們阻撓正義的伸張。政府阻止這些批評流傳，沒收可能引起敵對情緒的出版物，竭力對不滿的軍事領袖們進行綏靖。例如，1996年有位法官判處共產黨領袖格拉迪斯·馬林入獄兩年，說她誹謗了皮諾切特。兩年後，政府查禁了亞歷杭德拉·馬圖斯編寫的《智利正義黑皮書》，因為該書嚴厲譴責了武裝部隊和法官們。
政府在越來越大的公眾壓力下，不再那麼堅持對軍人免於起訴了。1995年，國家情報局前局長馬努埃爾·孔特雷拉斯因其對奧蘭多·菜特列爾和羅尼·莫菲特遭暗殺負有責任被判入獄七年。三年後，孔特雷拉斯宣稱皮諾切特直接負責國家情報局的活動。法官於是起訴皮諾切特，但隨後又認為他健康狀況欠佳不宜出庭受審。2003年總統拉戈斯提議對揭發其指揮官在皮諾切特政權時期侵犯人權的下級軍事人員免於起訴時，再次引發了一場大辯論。
侵犯人權案的調查擴充套件到了國外，就連一些前尼克松政府官員也可能負有責任，他們被指控曾支援過20世紀70年代初智利的暴力行動。最引人矚目者當是雷內·施奈德將軍的後人們提出的案子。他們對亨利·基辛格、裡查德·赫爾姆斯和其他一些尼克松政府官員提出民事訴訟，要求賠償300萬美元，認為這些人對施奈德1970年被暗殺負有責任。
查爾斯·霍曼的遺孀喬伊斯·霍曼提出了類似的訴訟，指控尼克松政府的官員們在“神鷹行動”中同南美軍隊的將領們合作清除左派人士。這些訴訟案提出了一個涉及國際法新準則的問題。西方主要領導人可不可以因其在冷戰時期秘密行動中所起的作用遭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