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官員們賴以獲得財富和特權的政治制度在18世紀也遭到了質疑。莊園主、礦主和商人原先是靠著政府的支援獲得土地、勞力和特權的。但私人經濟發展起來後，政府又對之加以阻礙、而不是促進。國王嚴格地控制著貿易往來和採礦業，以便對其徵稅。
官方定的稅負沉重，但稅收率卻很低。有近半數的農業和礦業生產逃稅。政府最獲利的收入來源是對銷售菸草、酒類和紙牌的壟斷。絕大多數智利人因為不從事商品經濟活動，所以不繳納直接稅。
從理論上講，智利作為西班牙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官員隸屬於秘魯總督。智利都統若死在任上，由秘魯總督指派臨時代理。而正式任命則直接來自西班牙國王。通常由西印度院代表國王行事；國王授予西印度院廣泛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權。
西班牙國王先後在各總督區首府和智利設立了稱之為“檢審庭”的司法機構。這一機構著力解決有關委託監護權、採礦權、土地和行政當局決議的爭議。僱得起律師的人可以對檢審庭的決議或都統的決定向西印度院提出上訴。智利當局往往同其秘魯上司意見不合，所以常常使用這一上訴權。
智利遠離秘魯和西班牙，這使智利官員有了相當大的自主權。這一狀況又導致了另一令人注目的結果。官員們明白：他們當政需要當地權貴的支援。沒有克里奧約人（在智利出生的西班牙人）的合作，官員收不到稅、執不了法。
礦主和地主知道如何影響政府首腦和教會領袖才對自己有利。從未有過克利奧約人出任都統一職，但的確有些克利奧約人當過主教、市政會成員、政府官員以及顧問。他們利用這些職務推動實施一些有利於其親屬（莊園主、礦主和商人）的政策。
社會地位：大多數智利人生活在鄉村，很少同政府官員接觸。支配他們生活的人是他們的主人——委託監護主、莊園主或礦主。北部地區和中央谷地的印第安人除了順從地認可其主人的權能外別無選擇。而南部地區的印第安人則起而反對這種權能。
梅斯蒂索人有一定程度的擇業自由，但通常固定在某個礦山或莊園從事勞作。在礦山幹活者領的工資是他們每天所採礦石的一小部分。在莊園幹活者被稱為佃農，分得些許土地作為其勞動報酬。另外一些無地的農村人口有時在收穫或趕攏牲口季節受僱於莊園主；他們被稱為“外地人”。佃農和外地人因為得不到政府的保護，所以不得不聽任其僱主的擺佈。
然而對某些人說來，智利是個重新起步的地方。早期進入智利的西班牙人大多是窮人，他們借錢買武器和馬匹參加征服活動。征服智利後，西班牙國王授予他們委託監護權、土地或採礦權作為補償，他們的境況遂大為改觀：他們的財富大為增加，社會地位大大提高。
他們在西班牙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然而這種財富是不那麼牢靠的。佩德羅·德·瓦爾迪維亞分配過委託監護權；但後來由於印第安人太少，又撤銷了一些。心懷不滿的前委託監護主們有的控告瓦爾迪維亞、有的起事反對他，但他們都被打敗、處決了。
後來的一些都統們也沒收委託監護權，用以犒賞自己人。蒙受損失的當事人提起訴訟和請願。他們除了由於政治原因喪失委託監護權外，還遭到了馬普切人起義的毀滅性打擊。一貧如洗的前委託監護主們及其子嗣形成了殖民地社會的下層，處於印第安人、奴隸和梅斯蒂索人之上，但遠低於委託監護主和商人。
除了控制印第安人勞力外，還有其他一些提高社會地位的門路。有錢的人與征服者合夥行動；征服者如果獲得成功的話，有錢人則分享他們的收穫。16世紀以後，從商成了提高社會地位特別受重視的門路。商人們通常將其商業利潤投資於礦山和莊園。因此，18世紀裡的許多顯赫家族均有商人而非征服者背景。
獲利較少而又需要的職業是鐵匠、鞋匠、裁縫、蠟燭製造匠和木匠。隨著城鎮的發展，殖民地社會趨於多元化，又有了屠夫、麵包師和店主。然而大多數智利人終身在莊園或礦山勞作。他們的社會和種族出身使他們只能在家裡、朋友間和例行宗教儀式上自娛自樂，而難以得到社會地位的提高。
婦女同大多數男人一樣很少有擺脫其社會等級者。印第安婦女很少和西班牙男人結婚，但有可能與他同居。印第安婦女從這種關係中得不到什麼好處，但其混血女兒的父親如果給嫁妝，就能同克里奧約人結婚。西班牙男人通常同西班牙婦女結婚，但也有一些人對混血女人有好感。
對有親屬在西班牙的智利人家庭說來，鼓勵其親屬移居智利就意味著有了新的機會。女移民們特別受歡迎，可以成為單身克里奧約人或單身西班牙人的妻子。至於已婚婦女，她們的丈夫控制著全部家產。丈夫死後，妻子繼承一半遺產，另一半由子女們平分。有些寡婦要自己掌管財產，但大多數寡婦不願操心、寧願再婚。
殖民地時期智利出現了種族和文化的融和，有時是強制進行的，有時則是自願使然。被迫成為智利社會組成部分的馬普切人為梅斯蒂索文化打下了基礎。他們的語言、飲食和習俗與西班牙的語言、飲食和習俗相融合。
權貴社會西班牙味重，而勞工社會則馬普切色彩濃，但雙方一直在持續不斷地交相感應、相互影響著。不同於西班牙的智利特性在漸次形成。智利成為殖民地250年後，一場歐洲危機促使智利人下定決心試一試，看這一特性是否足以建立一個新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