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方面，激進黨理論上支援自由放任和私人企業，但實際上力圖更大程度上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僱員們高度評價這一政治立場，往往支援該黨。隨著教師和政府僱員入黨人數的增加，激進黨的領導權轉移到了中產階級之手。
這一群體還加入了權貴集團控制的職業人員組織。例如，1888年建立的智利工程師協會這一組織就既吸收了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也吸收了上層階級的專業人士。
該協會出的期刊雖然既關注技術問題也關心政治問題，但20世紀初有篇論述科學管理的文章將技術準則和政治準則結合在了一起。文章指出，要提高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就得應用行政、而不是政治準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些工程師競選議會議員、入閣當部長或主持公共機構工作。
1915年有五位工程師當選為參議員、八位為眾議員。米格爾·萊特列爾和弗朗西斯科·馬爾多內斯這兩位工程師領軍人物從1921年至1924年擔任了內閣部長。他們一旦大權在握，就應用技術專家治國論的方法對政府機關進行管理。
從事政治活動的智利工程師比起其他許多國家來要多得多，這是因為有許多工程師在為政府工作。僱用工程師最多的僱主是政府控制的國家鐵路公司。工程師們為國家鐵路公司非政治化、將其變為股份有限公司奔走遊說。他們確信，他們能夠消除浪費現象、使鐵路經營獲利。
工程師們在公共工程部和軍隊裡也很活躍，他們強呼叫以錄用和晉升的準則應該是受教育程度、而不應該是政治忠誠度。
工程師們越來越想將其知識應用於社會和政治變革了。智利工程師協會理事會1916年急切地提出了政治訴求，教促變革。八年後，軍隊推翻文官政府，讓工程師們擔當了一些新的領導角色。弗朗西斯科·馬爾多內斯被任命為內政部長，這是最重要的內閣職務。兩年後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政府延請工程師們入閣起更為重大的作用。
除了中產階級的工程師們在國家生活中的影響不斷增大外，中產階級的其他專業人員也以不同方式發揮著自身的影響。律師、醫生、牙醫、藥劑師、會計師和建築師們也成立了各自的專業組織。這些組織由於其成員隸屬於不同黨派，所以起初都避免介入政治。
但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經濟危機降臨時，這些組織都在一些重大問題和候選人問題上表明瞭各自的立場。這些組織的立場雖然沒有工會那樣鮮明，但明顯是比較傾向於權勢集團的。
中產階級在其中有影響的另一組織是共濟會。意識到自己在國家政治中的作用、有抱負的領袖人物都參加了共濟會。自由黨和激進黨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是共濟會會員。
一個不那麼政治化、但在地方上很有影響的組織是消防隊。大大小小的城鎮都有一個消防組織，動員民眾——通常都是中產階級民眾討論有關的公共問題和政治問題。
全國農業協會是個中產階級從未在其中有過多少影響的組織。這一組織是大莊園主的論壇，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奔走的院外活動集團。城市裡的工業發展協會起類似的作用。該組織由上層階級製造商和中產階級工廠主組成。
其成員中有一多半是外國生人。包括商會在內的其他僱主協會均組建於20世紀20年代。這些組織為各自的特殊權益奔走遊說政府，但也協調一致反對勞工的要求。這些組織的成員中很少有人可被視為上層階級分子，許多人是中產階級中的富裕分子；但他們不是名門望族出身，又沒有土地，不能位列上層階級。
這一時期上層階級的婦女們成立了一些組織，不久其成員就多半來自中產階級了。像婦女俱樂部這樣的一些組織力主發展婦女教育文化事業，而像智利全國婦女行動這樣的其他一些組織則強調婦女應享有的權利和選舉權。
還有一些像女士保護工人協會這樣的組織向窮人提供服務和免費教育。這些組織大多是世俗性的，也有一些像民眾使徒協會和救世軍婦女支部這樣的婦女宗教組織。這些組織的社會活動和傳教活動均面向勞動婦女及其子女。
工人階級的興起：中產階級透過其職業社會組織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時，工人階級也在竭力發揮其自身的影響。城市工匠組成互助會；他們自己和家人如果生病、遭遇意外事故或死亡，能得到互助會的資助。互助會也是一種合作性組織和社會組織。
1900年時有200多個互助組織，到1925年有了700多個。採礦業、建築業和工業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1925年有近75%的工人屬於這三類行業。女工人數增加得很快，特別是在聖地亞哥和瓦爾帕萊索。到1920年，女工總數超過6萬，佔了這兩個城市勞動力的1/3以上。她們大多從事家務勞動，也有人在工業部門就業。
智利的首批工會組織出現在採礦業、鐵路、城市公共交通運輸和印刷業。這些組織的觀點深受工團主義思想影響；這工團主義思想是隨移民和外國出版物傳到智利的。西班牙強勁的工團主義運動擴充套件到了阿根廷、古巴、智利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共和國。
這一運動的成員認為政府、制度和法律都反映了權貴的價值觀。工團主義者們堅信他們永遠也改變不了政府，還不如將其廢除為好。工團主義勞工組織根據這種認識，開始時拒絕參加政黨、提名候選人和參與選舉投票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