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智利領導人就本國政治文化所說的那樣，意見不合生幫派。起初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政黨，結盟的基礎是家族、宗派或政治信條。為了提高成員的忠誠度，對立的派別均以富有刺激性的名字稱呼對方。保守派嘲笑所有主張聯邦制、言論自由和世俗主義的人，稱他們為“新派”。自由派則嘲笑那些主張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限制民權和政教合一的人，稱他們為“老派”。
然而只有富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軍人才能參政。他們所倡導的政治文化在一個時期內影響著政府的功能，其他群體後來才有權參政。
從事採礦和貿易活動的家族很可能成為新派，而經營莊園的家族則很可能成為老派。新派比較能吸引新富翁和有才幹的人；而像馬努埃爾·蒙特和馬努埃爾·倫希福這樣的少數人雖然具有這一背景，卻成了老派人物。這兩派誰也沒有想過要同農民和礦工打交道。智利憲法——不管是自由主義憲法還是保守主義憲法，只將選舉權授予有產者。
雖說大多數政治家都出身於同一個社會階級，但經濟、地區和家族利益將他們分成了截然不同的營壘。1830年至1860年，分歧得不到解決，爭論陷入僵局，軍方出面干預。政治領袖們都遊說軍事指揮官們，希望他們站在自己一邊。這種事情一旦發生，軍隊往往分裂成對立的兩撥兒，通常會兵戎相見。例如，自由派1822年唆使弗萊雷將軍反抗其前司令官貝爾納多·奧希金斯。
1830年，保守派如法炮製，慫恿華金·普列託反對其前司令官拉蒙·弗萊雷。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兩個表兄弟馬努埃爾·布林內斯和何塞·馬麗亞·德拉·克魯斯，前者是支援保守派的將軍，後者為支援自由派的將軍，竟在 1851年內戰期間兵戎相見，血戰沙場。
軍人原本就是導致共和國分裂、而不是使其安定的因素。1831年至1851年間的歷任總統均為職業軍官，而後過了40年才有另一位軍官登上總統寶座。馬努埃爾·蒙特是第一任文人總統，他使軍隊聽命於文官政府，這樣做加強而不是削弱了政府。1830年至1861年期間的歷屆政府也經常藉口保衛國家暫時取消公民自由權；然而後來，國家領導人就允許各抒己見、靠辯論和政治活動而不是槍桿子解決分歧了。
1.波塔菜斯時代：智利政壇上最具影響而又最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之一，就是迭戈·波塔萊斯。他善於指揮別人，而不精於公共行政管理之道。1829年的一場政府危機使他第一次有機會將其保守派盟友推上臺掌握政權。
1830年再次發生危機時，他控制了政府，但不是以總統而是以內閣部長的身份對政府進行掌控。他同時擔任了所有內閣職務，對政府進行著一種奇特的掌控。全國形成了兩大政對陣營，軍隊也分裂了。在保守派的支援下，華全·普列託將軍於1830年4月17日在利爾卡伊戰役中打敗了前自由派總統拉蒙·弗萊雷。
這一勝利使波塔萊斯得以加強對政府的控制。首先，他取消地方選舉、放逐重要的自由派領袖，從而廢止聯邦制。而後，他開除136名曾經支援過弗萊雷的軍官，並拒絕向他們發放退役補助金。他憑經驗確知，軍官們往往調動自己的軍隊推翻政府，所以他裁減軍隊、加強國民衛隊。保守派執政期間，一旦發生民眾騷亂，他都調動國民衛隊去維護秩序。
波塔萊斯意識到保守派已牢牢控制住政府時，就回到瓦爾帕萊索進行商業投機買賣了。仍在掌權的保守派人士沒有謀私利而是在全力擬定能長久應用、體現保守主義理念的制度，這給他們帶來了榮譽。他們首先著手擬定新憲法。起草人馬里亞諾·埃加尼亞和馬努埃爾。
何塞·甘達裡利亞斯決定強化總統的權力、弱化立法機構的權力。1833年正式生效的這部憲法允許總統連任兩屆，每屆五年。這不僅使他得以控制議員選舉，而且使他能夠自行暫時停止實行憲法、宣佈實行戒嚴。1830年至1861年期間掌權的歷屆總統均認為這一條可用作遏制不同意見的有效手段。
保守派的政治制度排斥新思想，但他們的經濟制度卻倡導革新。財政部長馬努埃爾·倫希福制定了貿易、稅收和國家財政改革新策略。他發現政府檔案一片混亂：不光是國庫空虛，就是收入、支出和債務檔案資料也亂七八糟。
礦主、商人和莊園主原以為獨立帶來的彩金是減稅，但戰爭花銷加上管理不善卻往往要增稅。為贏得他們的支援，倫希福給了他們一些好處。為了礦主，倫希福提高了鑄幣廠付給他們的黃金收購價，並第一次允許他們出口未鑄成錢幣的銀條。為了商人，倫希福擬定了1833年稅則，實行浮動關稅，這降低了大部分進口貨的稅率。
他還修訂了保稅倉庫條例，以鼓勵商人們將銷售到太平洋岸其他港口的貨物先運到瓦爾帕萊索。他又在對運給本國商人的進口物品徵收關稅時打折，以促進智利商行的發展。而為了討好莊園主，他降低農產品銷售稅，並暫停徵收農業什一稅。
倫希福像美國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那樣，也著力提高政府的信用度。1830年，智利有外債500萬比索、內債200萬比素。國家一年的支出超過收入，信用度持續下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雙管齊下：縮減政府開支，同時調撥專款向貸款人償還債款。他力求獲得本國債權人的支援，故而首先全力清償他們的債務。國家財政狀況好轉後，他開始向智利的外國債權人清償債務。
保守派支援倫希福的改革，許多自由派人士也看好這一改革。1836年總統大選臨近時，一批被稱之為“走極端者”的自由派人士開始支援倫希福競選總統，反對普列託連任。迭戈·波塔萊斯注意到這一信優後，隨即復出，迫使倫希福辭職，接手兩個內閣部長職位，他同普列託一道操縱了後者的連任選舉。
普列託第二屆任期內，內政外交問題重重，導致智利與其北方鄰國發生了戰爭。玻利維亞和秘魯比起智利來國內更不安定。玻利維亞將軍安德烈斯·德·聖克魯斯先接管本國政府，而後又接管秘魯政府，建立了新國家，他稱之為秘魯一玻利維亞邦聯。智利與邦聯間關係的緊張始於一場蔗糖、小麥關稅戰。
1836年聖克魯斯支援以拉蒙·弗萊雷為首的一批自由派流亡者打回老家時，加劇了緊張關係。波塔萊斯與邦聯斷交，數月後智利派出的使者向邦聯宣戰。
大多數智利人覺得沒有必要同秘魯開戰。外國商界也反對戰爭。然而波塔萊斯視這次衝突為爭霸太平洋貿易的角鬥，拒絕聽取反對的意見。普列託宣佈戒嚴，讓持異議者噤聲。不料有支部隊舉事譁變。1837年6月波塔萊斯在檢閱部隊時，何塞·安東尼奧·比道雷上校突襲將他逮捕。次日，比道雷手下的一名士兵在瓦爾帕萊索以北的一座小山上將波塔萊斯處決。
2.布林內斯時期：政府很快就鎮壓了比道雷叛亂。波塔萊斯的受害使國人轉而支援與秘魯的戰爭，而外國商人則擔心戰爭會使太平洋西海岸的貿易遭受損失，故而提心吊膽。戰爭爆發後，智利軍隊的第一次北伐遭到了失敗，丟了面子。
第二次出征在馬努埃爾·布林內斯將軍的統率下大獲全勝，1839年1月20日永加伊一戰徹底擊潰聖克魯斯的隊伍。智利獲勝的結果是：秘魯一玻利維亞邦聯解體；瓦爾帕萊索提升了對太平洋貿易的主導地位；布林內斯成了民族英雄。民眾就像當初獲得獨立時那樣歡天喜地，熱烈慶祝。
布林內斯成了延續保守派政治制度的理想人選，同時也開創了一個寬鬆的新時代。這不僅僅因為他是打了勝仗的將軍，而且因為他同兩任總統有著家族關係。即將卸任的總統華金·普列託是他舅舅，而前任總統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平託則是他岳父。
由於平託是個自由派，所以這一家族關係促使布林內斯和緩了政府對反對派的敵對態度。普列託卸任前恢復了1830年被開除的一些軍官的軍階，並健全了民權。布林內斯1841年甫任總統，他的內閣部長馬努埃爾·倫希福即透過議會推動大赦的實施。這一措施甚至還向被開除的已過世的軍官遺孀發放了撫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