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各政治派別之間真摯和諧的關係為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顯貴家庭不但堅持要其男孩到國民學院學習，而且送他們中的一些人到歐洲求學。政治家維森特·佩雷斯·羅薩萊斯回憶了同一批上層階級的傑出青年一起乘船前往法國的情景。他和朋友們共同享受著巴黎的快樂時光，但對學業不那麼感興趣。儘管學習成績不怎麼樣，但對上層階級的青年說來法國文化的潛移默化卻使他們的人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智利人發現歐洲的同時，歐洲人也發現了智利。一些歐洲教授和學者對智利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伊格納西奧·多梅科來自立陶宛，先後在拉塞雷納和聖地亞哥教授礦物學。他的影響還擴及了教育改革。他幫忙編制了六年制中等學校的課程，後來成了智利大學校長。
多少有點爭議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古斯塔夫·庫塞爾一塞紐伊；他在智利大學法學院任教。他在講課時和在其所出版的書籍中，都強調了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後來有些評論家將智利工業化發展遲緩歸咎於這一學說。
轉載的歐洲文章和當地人敘述歐洲動態的文章，越來越多地論述了智利現代化的經濟與其落後的政治、社會制度間的不協調。自由派知識分子想要將政教分離、新聞自由、公正選舉和更大程度上的社會平等這樣一些思想移植到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治、社會環境。
最有影響的自由派領導人之一是何塞·維克托裡諾·拉斯塔里亞。1844年他在智利大學所作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將國家的落後歸咎於殖民地時期的教會、政府和財產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正是老派尊崇的那種制度。
布林內斯政府不聲不響地開始轉向自由主義。布林內斯政府倡導國家世俗化、教會服從政府。為了扶持新教商界，布林內斯認可了非天主教婚禮。為了廢止教會享有的特權，他要教士遵守民法，控制宗教活動。這些措施無疑激怒了大主教拉法埃爾·瓦倫丁·瓦爾迪維埃索，此人鼓動保守派抗禦對教權的進一步限制。這醞釀著日後更為激烈的衝突。
布林內斯雖然明顯傾心自由主義，但1846年謀求連任時又審查報刊、限制公民自由、竭力壓制不同意見。1848年革命運動遍及整個歐洲時，他盛讚海外的這一自由主義改革運動，卻限制本土的自由主義改革運動。而他之所以公開讚揚歐洲的革命運動，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自由主義改革的擁護者。兩位年輕的理想主義者聖地亞哥·阿爾科斯和弗朗西斯科·比爾瓦奧把聖地亞哥的工匠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稱之為“平等社”的改革運動組織。
1850年他們出版了一份報紙——《人民之友》，撰寫文章，要求更充分的自由，其中一條是智利人有權挑選他們的下屆總統。布林內斯不為這些說辭所動，而是學他前任們的樣，將他中意的候選人馬努埃爾·蒙特強加給國人。平等社提出抗議時，布林內斯遂將其取締。而後他又關閉了自由派的其他報館、放逐最堅定地反對他的一些人。
儘管如此，北部礦業中心城市拉塞雷納和南部港口城市康塞普西翁依然支援他的政敵何塞·馬麗亞·德拉·克魯斯。蒙特輕鬆獲勝，而德拉·克魯斯和抗議者們則拿起武器進行反抗。布林內斯親自奔赴戰場，並打敗了德拉·克魯斯。與此同時，其他軍事指揮官鎮壓了各自防區的叛亂。
3.馬努埃爾·蒙特：馬努埃爾·蒙特雖說是保守派推選出來的，卻體現了智利政治的重大變化。他出生在平民而不是軍人家庭。他才智出眾，年紀輕輕即享有盛名。他1831年在國民學院獲得法學學位後，母校聘請他教授羅馬法，四年後被任命為院長。
1837年，普列託總統邀請他首次入閣先後擔任過外交部長、司法和教育部長、國防和海軍部長，後來出任最高法院院長、眾議院議長。
蒙特開一代文人學士問政之風，日後大多數智利總統均系國立國民學院的畢業生。該學院計有中學部和大學部（包括法學院）。1843年創辦智利大學，但法學院仍留在國民學院，歷數年之久。國民學院對所有達到入學要求的學生進行嚴格教育。雖說大多數學生出身權貴家庭，但也有許多學生家境並不那麼富裕。像蒙特及其密友安東尼奧·巴拉斯這樣一些有才幹的人家境不那麼富裕，而之所以能出人頭地正是因為接受了國民學院的教育。
蒙特基於自己的經歷認為，能夠治理智利者，是有才幹的人，而不是擁有土地的貴族。但他未能為新型的領導人打下政治基礎。他沒有發揚民主，卻同老派結盟。他認為，要有工作效率高的政府和現代化，就必須確立一種憑資質、而不是憑金錢的傳統。然而他沒有認識到階級在19世紀智利政治中正變得越來越重要而非相反。直到20世紀開展的社會運動才使中產階級得以同上層階級競爭政府官職。
蒙特的政策贏得了擁有土地的貴族們的積極支援。他免除了農田的銷售稅和農業什一稅。他廢除了長子繼承製，此後，所有的後嗣都可以繼承地產了。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土地可以上市交易了。為了使莊園主更方便地獲得農業信貸，他成立了抵押貸款銀行。為了改善鄉村運輸，他使政府成了聖地亞哥一瓦爾帕萊索和聖地亞哥一塔爾卡兩條鐵路最大的投資者。最後，他鼓勵向南巴塔哥尼亞移民、力主智利對麥哲倫海峽的控制。
蒙特雖然為權貴的利益著想，但當他主張政府管轄教會時，許多老派人物還是反對他。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有關教會職務的爭端案件，並行使了判決權，蒙特支援最高法院。大主教瓦爾迪維埃索做出了憤怒的反應，他煽動親教會的老派分子反對蒙特，並竭力削弱蒙特在自己營壘中的影響。這一爭端促成了一種奇特的結盟：極端保守派和極端自由派結成了反對蒙特的聯盟，而兩派的溫和派則聯手支援蒙特。
一批自由派分子認為他們能輕易地推翻這一被削弱了的政府，遂於1859年發動起義。然而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軍隊仍支援政府，打敗了起義軍。他們雖然沒能將蒙特趕下臺，但促使他不再堅持讓自己的門生安東尼奧·巴拉斯繼任總統。蒙特另外提名了一位比較溫和的人物何塞·華金·佩雷斯，此人的自由主義政策改變了智利歷史發展的方向。
佩雷斯的當選不僅開始了向自由主義的轉變，而且開始了權力的變更。議會逐漸加強了對總統權力的制約，從而開啟了議會時代。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激烈的對抗和政界的明爭暗鬥。這一時期政府尊重言論自由和不同的政治派別。
飛黃騰達的議會領導人口若懸河，滿嘴豪言壯語，玩弄手腕，大搞政治交易。出身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智利人開始組建政黨、挑戰權貴時，一些保守的評論家們發表文章稱讚前一時期的各位鐵腕總統。國家財富增長的同時，議員們的財產亦隨之增加。
許多智利人認為：議會似乎成了一家富人俱樂部。他們讚美軍人出身、憑功績登上總統寶座的何塞·華金·普列託將軍和馬努埃爾·布林內斯將軍。評論家們也許不那麼讚賞蒙特，但交口稱讚他的才智及其對公職的獻身精神。他們讚頌這三位總統忠於職守及其所實施的財政保守主義。
然而他們卻沒有提及這些專制獨裁的總統鉗制不同意見、經常關押或放逐不同政見者這一事實。他們強行安排職務、從權貴中挑選議員候選人。即使總統本人並非出身於權貴家庭，他的政綱也是有利於權貴集團的。從1830年到1861年，智利是個不折不扣的專制共和國，其長處和短處均盡顯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