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東北公安部政治保衛處執行科科長董玉峰迴憶，當時正是“中蘇友好萬歲”的時候，雙方極為親近，頻頻舉杯，他很快就被蘇聯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幹部記得，蘇聯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熱時說：“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只有殺掉。”這樣的評判，無論是一句酒話，還是出自他們關押日本戰犯時的真實感受，都不會影響中國方面對待日本戰犯的態度。中國方面接收日本戰犯的要求是“一個不跑，一個不死”，這是周恩來總理在佈置接收工作時特意囑咐的。
新中國成立後，對於日本戰犯的待遇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撫順管理所對戰犯嚴格實行“三個保障”政策，充分彰顯了人道主義精神。雖然罪行深重，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們享受到的各項待遇卻令人驚訝，每人每天最低菜金標準元，高出當時普通中國百姓好幾倍；會吸菸者，每人每月提供黃煙半斤或紙菸一條；每週洗一次熱水澡、每月理一次髮、定期體檢，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當時中國內戰剛剛結束，糧食供應短缺，管教人員每天只有兩餐，主食多為“窩窩頭”，戰犯們卻是一日三餐、頓頓細糧。一次在地裡勞動時，戰犯們以為管教的午餐一定不錯，過去一看，發現竟是玉米麵做的“菜糰子”，頓時感慨萬千。部分戰犯在戰爭中受傷致殘，管理所為他們全部安裝了假肢。一次，醫務室內科專家溫久達，照例揹著殘疾戰犯去檢查身體，正氣喘吁吁爬樓梯時，突覺脖子一溼，原來是背上戰犯掉落的眼淚。“你是不是疼了？”溫久達輕聲問。戰犯嚎啕大哭起來：“不是，我是覺得太對不起中國人民！”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東北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武部六藏，人稱偽滿洲國第一號“太上皇”。1952年的一天，武部六藏在管理所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從此臥床不起，護士焦桂珍每天給他喂水喂藥，端屎端尿，由於精心護理，直至假釋回國，他4年間沒有得過一次褥瘡。來自內心良知的拷問，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個孩子一樣放聲大哭”。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的海量胸襟，令堅冰融化、頑石點頭，在偽滿撫順典獄做過10年典獄長的大村忍說：“現在，我們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誰知我們竟是當年的殺人魔鬼！憑著人起碼的良心，我們要走正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順應戰犯們的要求，撫順管理所批准成立了“戰犯學習委員會”，關於“中國革命經驗”的教育，就是戰犯們自己要求進行的。1955年6月，戰犯們在平整場地時挖出一個被子彈打穿的少女頭骨，他們就把這當作教材，進行自我教育，懺悔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的罪行。1956年，日本戰犯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被告席。前排右一為鈴木啟久，右二為藤田茂。從7月3日開始，國家檔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佈45名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鈴木啟久等45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接受了正義的審判。這次審判，沒有一名日本戰犯被判死刑。我國人民對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犯做寬大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