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0章四大家族
寧波，古稱鄞，漢時屬會稽郡，唐時改餘姚郡，宋時又改明州。
洪武十四年，為避國諱，朱元璋取海定則波寧之義，改稱寧波，領鄞縣、象山、慈溪、定海四縣和奉化、昌國二州。
寧波城的西側是一馬平川的寧紹平原，土地肥沃河流縱橫，乃浙江最主要的產糧區。
北側毗鄰杭州灣，東側是星羅棋佈的昌國州，後世稱為舟山群島。
南側是狹長的海灣象山浦，內陸河流繞城而過，外接東海，水上交通十分便捷。
自唐以來就是東海諸國與中華大陸的互通港口，也是大明藩國入貢的唯一港口，除了海鮮，最大的特產就是商人，也包括海商。
月湖，又名西湖，位於寧波城西南，開鑿於唐貞觀年間，呈狹長形。
南宋紹興年間，廣築亭臺樓閣，遍植四時花樹，形成月湖上十洲勝景，是文人墨客憩息薈萃之地。
唐代大詩人賀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學者楊簡，這些風流人物都曾在此或隱居，或講學，或為官，或著書，給月湖留下不可磨滅的印痕。
清明剛過，陽光普照、繁花盛開，月湖周邊遊人如織。
西側一里左右有座佔地面積很大的莊園，內有連線月湖的水道，在其中形成一個小湖，岸邊築亭臺樓閣，遍植四時花樹，格調優雅。
此時正有四位老者圍坐在水榭涼亭之內，石桌上擺著茶點和棋盤，像是親朋好友小聚，但每個人臉上的神色都很凝重，又像是在商議重大事項。
如果讓本地人看到，肯定會大吃一驚，這四位居然是寧波府最顯赫的四個大家族代表人物。
髮髻灰白者叫楊德周，字齊莊，鏡川楊家家長，景陽六年（1610）舉人，時53歲，授山東高唐知縣。
微胖面黑者叫陸懋龍，字冷塵，60歲，月湖陸氏家長，萬曆八年進士，歷任合肥知縣、禮科給事中。
個高畫質瘦者為張邦仁，字上方，槎湖張氏家長，59歲，景陽三年進士，授福建古田知縣。
三縷美髯公是屠本畯，字叔田，鑑橋屠氏家長，55歲，以其父恩蔭，任太常寺典薄、禮部郎中。
在當地人眼中，他們本人和所代表的家族除了有權有勢又有錢之外，還都名聲不錯。
像修橋鋪路、開辦學堂、樂善好施的事情沒少做，不能說深受百姓愛戴也稱得上積善之家了。
“小弟獲知兩位兄長皆返鄉，心中就有不詳之感，豈料還真是如此。
有此昏君在朝，我輩哪還有出頭之日，江山社稷難安啊！”
楊德週年歲最小，養氣功夫也練得最不到家，一杯茶還未喝完就忍不住抱怨開了。
不過他說話的方式挺有講究，並沒提自己的事情，而是為張邦仁和屠本畯打抱不平。
兩個月前，舉子殺人案塵埃落定，參加群毆的舉子們毫髮無損，暗中煽動舉子們鬧事藉此向皇帝施壓的官員們卻損失慘重。
禮科給事中屠本畯恰好參與其中，事後不得不主動上疏請辭。
楊德周沒有參與舉子殺人案，因為他在山東唐縣任知縣，即便心底對新政也有很大怨氣，可根本沒機會入京，算是躲過了一劫。
常言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就在一個月前山東來了位巡撫周道登，人還沒見到呢公文先擺在了各州府縣衙的案頭上。
內容只有一個，從今往後山東官員的考核不再由外察決定，而是採取一種新的模式，積分。
根據當地的情況不同，在不大面積影響小麥、棉花等農作物產量的前提下，每季番麥番薯增產多少石會換算成一定積分。
各州府縣在發展手工業和工廠方面也會有不同係數換算成積分，而商業稅的多少還會換算成積分。
總之一句話，在不加重賦稅比率的前提下，誰管轄的地區糧食產量高、荒地開墾多、手工業和工廠發達、繳納的商業稅高，誰的積分就多。
從此之後山東官員的任免升降不再由吏部管轄，也沒有廷推了。
完成一定數量的積分屬於合格，低於標準的官員會被撤換，高於標準的官員會被提拔，並獲得皇帝的獎勵。
除此之外，新巡撫周道登還帶來了幾十名年輕胥吏，被稱作新政督導。
這些人會被派遣到各州府縣任職，協助主官做好新政的推廣工作。
曾經的吏部尚書搖身一變成了山東巡撫，與當年的內閣大學士李贄去當兩廣總督何其相像。
對於這個變化，一部分山東官員明白是為什麼，也都知道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
要不主動上疏朝廷請辭，免得因為推行新政不利遭到貶黜。
要不就改弦易轍投入新派陣營，從頭學習新派的執政理念，爭取獲得一些政績，保住官位。
但有一部分山東官員並不甘心，經過私下聯絡決定一起上疏請辭，一方面是向朝廷表達情緒，一方面也是在試探皇帝的反應。
結果反應來的很快，凡是請辭的官員一律獲准，還加了一條皇帝的批註：在朝廷用人之際急流勇退，辜負了朕的信任，貶為庶民永不錄用！
這下一起上疏請辭的官員們全傻眼了，用辭職要挾和自我標榜是官場慣例，捱罵了會辭職、意見不同了會辭職、遇到難題了會辭職、看不慣了也會辭職。
但辭職並不代表遠離朝堂，更不是政治生涯的終結。
往往還會獲得不錯的名聲，只待風向一變，會有大把機會重返朝堂。
寒窗苦讀十幾載，為的不就是一朝得中好入朝為官嘛。
現在倒好，剛撒撒嬌就貶為庶民永不錄用，必須屬於政治迫害，而源頭只有一個，新政！
如果說前幾年江浙士紳們談起新政大多嗤之以鼻，隨著廣東福建兩省的崛起和朝中權力格局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新政的威力，並隨之改變了態度。
但和廣東、福建計程車紳群體不同，江浙士紳們沒有主動改變之前的經營模式，試著加入到新政中去謀取更多利潤，而是產生了更為強烈的牴觸情緒和厭惡感，進而將之視為你死我活不可共存的仇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