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可以代替張居正的人其實也不是沒有。
比如高拱。
但可惜的是，高拱已經病重，據其家人言，時日不多，故請恩旨回鄉。
朱翊鈞自然是準了的。
而且按理，高拱歷史上在萬曆六年就該染疾離世的。
只是這一世，高拱算是對張居正昔日聯合馮保扳倒他的事釋懷了不少，尤其是還能重新獲得了皇帝的認可，但沒能在首輔位置上多待幾年，依舊算是他心裡的遺憾，所以他還是無可避免的在萬曆七年終因年邁而染上重病。
當然，人有生老病死，是難以避免的事。
何況這個時代醫療條件也比不上後世，高拱這樣的老臣，又脾氣暴躁，即便得到了名醫李時珍調理，也還是難以真的比歷史上要延續多年的壽命。
只是，朱翊鈞昔日的擔憂，算是在這一刻更加凸顯了出來。
即大明真的進入了良輔緊缺的時代。
高拱一走，那整個大明帝國能夠稱得上有改革魄力的輔臣，也就張居正了。
如果按照原歷史的發展來看的話。
張居正之後的首輔，除了申時行還能壓制一下言官，修修補補，燮理一下君臣關係外，是真的沒再有大作為者。
但朱翊鈞覺得歷史上張居正後面的首輔不行，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大明在張居正後沒有優秀的人才可以擔任首輔。
因為首輔是否優秀，更多還是看當時的環境與皇帝的識人用人能力。
畢竟蕭何、李善長這些人在崛起前，也沒人知道他們能做好相臣。
“先靜觀其變。只是有關於先生與徐家接觸的事，一有情況就立即報於朕知道。”
朱翊鈞先對張鯨吩咐了一句。
“是！”
張鯨答應了一聲，且告退了出去。
“啟稟皇爺，申師傅有密奏送來。”
而在張鯨離開後，張宏則稟報起新的政事來。
原來，朱翊鈞在給張居正和殷正茂密奏特權後，就給在地方巡視的閣臣馬自強、申時行以及戚繼光、去浙江任總兵官備倭的俞大猷，也賜予了密奏特權。
而管理這些密奏的則是張宏。
張宏會安排人每天在乾清門處等候，而有密奏特權的大臣，可派自己信得過的家奴或武弁，直接持密奏入禁到大內乾清門，宿衛不得阻攔，並由等在乾清門負責通報“有密奏來”訊息的內宦，跑去司禮監，通知張宏來收。
整個過程，相當於只讓密奏經過大臣所派送密奏的人與張宏之手，而不經過通政司和內閣，也不下達六科。
皇帝也就可以從外臣這裡得知更多秘辛，也能與部分大員進行更私密的交流。
只是朱翊鈞沒想到，申時行會是除殷正茂外第一個給他上密奏的人。
朱翊鈞接了過來，見張宏手裡還有一本密奏，就問道：“還有誰的？”
“薊州戚侯的。”
張宏拿出戚繼光的密奏本，舉在頭頂，回了起來。
朱翊鈞也接了過來，且自去書房，拿只有他自己知道相應標識的鑰匙，開啟了申時行和戚繼光的密奏本。
申時行這份密奏，主要是向朱翊鈞密報了，張居正想要他在巡視地方後，對“攤丁入畝”、“加徵商稅”、“官紳一體納糧當差”三件事，進行評議的事，以及表明了他更希望朝廷如果要繼續改制的話，就推行“官紳一體納糧當差”，即取消權貴官紳優免之權。
朱翊鈞在看了申時行的密奏後，笑了起來。
他算是明白張宏為什麼堅持讓自己繼續信任士大夫，而不要因為張居正如果與徐階言和，就摒棄士大夫，而開始重用宦官，明顯他已經透過申時行的密奏猜到，這些士大夫果然不是一條心，果然有嗅覺靈敏的文官會知道向他這個皇帝表達一下自己的忠心。
可以說，張宏和張鯨兩大太監在徐階求和於張居正的事表現出的分歧，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兩人之間存在有資訊差。
按理，張居正交待給申時行和馬自強的事，申時行和馬自強是可以向他這個皇帝密奏說明的，也可以不密奏說明。
但偏偏現在，申時行就向他這個皇帝打了報告。
而馬自強沒有。
這無疑說明，申時行這是已經在懷疑希望朝廷繼續改制不僅僅是張居正的意思，也有可能就是他這個皇帝的意思。
所以，申時行才直接向他這個皇帝說明一下。
畢竟天下文官都是層層考試考出來的，猶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般，而能成為閣臣的又是從諸多翰林裡熬出來，且順利化解各種政治危機而最終未損自己利益才得以入閣的人精。
所以，不是隻有徐階一人，會因為諸多事件而懷疑天子會不會在這些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進而開始想著和張居正求和，而聯手壓制天子。
至少，朱翊鈞現在敢篤定的是，申時行應該是也已經在懷疑自己這個天子是不是有繼續改制的心思，而才決定給自己密奏張居正交待給他的事，且向自己彙報他的態度。
躲在幕後久了，會有些蛛絲馬跡被懷疑上也是難以避免的事。
而讓朱翊鈞欣喜的是，這裡面不僅僅是在體現了申時行的聰明，也體現了申時行的態度。
即申時行是把自己這個皇帝當領導的，沒有隻向張居正一人彙報，有意向自己這個皇帝表明其忠於皇帝而不是忠於張居正的態度，且也明顯是在表明他申時行並不支援讓君主只能做傀儡、完成一些禮儀上的工作、而大政當歸文臣把持的態度。
因為既然申時行能猜到他這個皇帝可能有繼續改制之心，那馬自強只怕也會猜到。
但如今馬自強沒有向自己奏報。
原因只能是，馬自強更希望把要不要繼續改制的決定權交給張居正和他們這些文官手裡，而不希望皇帝來決定這事，以免壞了自己士大夫才負責實際政務而皇帝只當完成禮儀上的要求和子嗣延續的工作的國家模式。
在朱翊鈞看來，申時行這樣做或許是因為更在意自己的權勢，而更在乎將來能不能靠皇帝支援成為首輔，而不在乎整個文官政體的利益。
當然，申時行這樣做也許是出於公心，或許是真的不主張虛君，而認為應該還大權於皇帝。
他覺得，申時行或許是認為，後面的首輔不能再像張居正一樣，幾乎以“常務副皇帝”的身份操控了很多大權，比如部院與督撫大臣的任命和重要政策的決定等等。
畢竟不是誰都有帝師和顧命大臣的身份，也不是誰都有張居正的機會，即在自己做首輔時，天子還年少。
而如今，天子已經成年，限制君主權力，只會亂綱常，產生更嚴重的後果。
畢竟皇帝不會坐以待斃，會透過重用宦官乃至武臣的方式來奪權。
因為歷史的殷鑑不遠。
在朱翊鈞看來，申時行可能真的只是認為新的首輔應該做的不是代皇帝行權，而是燮理皇帝與大臣的關係，想把張居正時代即如今過於激烈的政治鬥爭用更和平的方式去處理，而不能再出現為新政誅殺大臣乃至為清理門戶也一個司的官員盡誅的情況。
申時行或許認為，新的首輔應該要做的是，讓天下數萬文官可以透過首輔的燮理，而能夠更加配合地去執行皇帝的意志，而不是以結黨的方式，在一個權臣的要求下，去完成某項改革，乃至不得不採取各種激烈的手段，去嚴厲打擊不服這權臣且堅持認為大權當為皇帝所有的官員。
畢竟理學如今依舊是佔據統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在忠於朝廷的官員裡，大部分官員仍舊堅持認為，大權只有君父掌握才是正常的朝廷，無論是出現權宦、還是出現權臣都是不正常的，與外戚專權、後宮專政沒有區別。
而張居正頂在朱翊鈞前面推行改革，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他成了事實上的權臣，而不為天下許多理學大臣所容，無論他做的事多麼正確，但在理學官員們看來，他權力的來源就是不合法的，何況，張居正做的事的確損害了天下官紳豪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