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沒有在政事堂待太久，此番駕臨，本就是興之所來，撫慰宰臣，表達一番皇帝對卿臣的關懷。至於政事堂宰臣們這段時間商討的那些事情，劉暘心中多少是有數的。
即便不提存在多少劉暘用順了手的心腹僚臣，就是終日在政事堂間議事論道的公卿宰臣們，中樞諸部司長官，以及稍微有些資歷的貴族們，又何嘗不是殷勤地往垂拱殿跑，積極地與新皇溝通匯報。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帝國即將迎來一場大變動，甚至是一場幾十年不曾有過的變局。過去的二三十年，別看世祖皇帝以各式各樣名義，對內掀起了數次清洗式的政治運動，不管殺了多少人，引發過多少變亂，大漢帝國的朝廷格局始終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
這是由世祖皇帝決定的，大漢的體制、國情以及所有的發展變化，在宏觀上都是圍繞著世祖皇帝個人意志而展開的。
而原本根深蒂固的一些東西，隨著新皇的登基，也終將開始動搖，既是大勢所趨，歷史必然，也實在因為，老皇帝過去搞的一些事情並不是那麼符合眾心人情。
並且，如欲變，那首先變的便是職務，雖從表面開始，但這也是最簡單、最基礎也最讓人習慣、為人接受的變動。
對於大臣們來說，人事變動牽扯出權力劃分，帶來利益變動，誰也不想在這場三十年難得的大變中落後於人，即便不能更進一步，也該保住現有的利益，雖然這根本不可能。
而作為皇帝的劉暘，同樣在考慮這方面的事情，臣僚們爭權奪利他可以穩坐釣魚臺，居中觀察，調和仲裁，但其中的分寸把握，卻也需要他仔細思量。
回垂拱殿的路上，劉暘則滿腦子都是政事堂如今的人事情況、權力格局。可以說，在趙普辭世後的這半年多時間裡，政事堂一直處於一種分散平衡的狀態，畢竟再沒一個能如趙普那般壓服群臣的人，從君到臣子也不允許再出現這麼一個人物，便是趙普有那等權威也是時運使然，天子肯放權。
因此，在趙普之後，世祖皇帝駕崩以前，作為大漢帝國最高權力中心的政事堂，實則上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平衡之中。
呂端遞進，憑藉職權、資歷成為眾臣第一人，但他根本無法服眾，小事馬虎糊塗都快成為其人設了；至於辛仲甫，更一度被看作趙普的馬前卒；
似韓徽，資望也不足以彈壓眾臣，“橐相”更是被一些人在私下裡取笑；楊業為將帥尚可，做宰相，當官僚，還有得磨練；樞密院、兵部則是相對獨立的一個系統，其結構定位、執行機制都突出一個制衡......
這樣的平衡，對於帝王而言，當然是有利的，也是劉暘想要維持下去的，然而，一成不變顯然也是不可能的，否則如何提現雍熙時代的新氣象。
而隨著趙匡義、李昉的歸來，政事堂的情況就更復雜了，這二位從各方面都是要壓其他宰臣一頭的，若是再把劉暘打算啟用的張齊賢算上，人數便往十人去了，顯得臃腫了。
即便是十擇七，那排除哪三人，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斟酌。
首先上劉曖，作為宗室代表，必有其一；樞密院、兵部，幾十年來固定有兩張席位，關乎到勳貴及軍隊的利益，也沒法動；李昉與趙匡義，一個是帝師，一個是皇親，趙匡義雖然在劉暘這裡打了個問號，但將之摒棄在外，又總覺有些不合適；
韓徽掌管財政司多年，精明強幹，若罷其相位，也覺可惜；楊業既上功臣勳貴，又是朝廷監察系統的負責人，在這方面，劉暘甚至還想加強其權威，也不能動，劉暘一直以來都認為，在帝國的監察方面，還得迴歸正統、大義，不能過度依靠特務政治；
至於張齊賢，那是經過劉暘多年觀政觀人之後，選取的用來改革匡正開寶積弊的先鋒；比較下來，竟然是呂端、辛仲甫這兩個中樞資排名靠前的宰臣看起來更適合刷下去......
政事堂的人事安排，數來數去就那麼一些人，但對劉暘來說，卻是一個極其頭疼問題，關乎到帝國上層權力劃分，以及朝廷運轉。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落實的問題，距離來年正旦越來越近了，時間不等人。
而對劉暘來說，處理之所以困難，顧慮糾結，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他不具備他爹那種壓制一切的權勢與威望，他也沒法做到動輒斥人、貶人甚至殺人，那也不符合他的做人風格與為政理念。
因此，要儘可能平穩地實現朝局的調整，考慮周全，減小衝突，只是要做到這一點，又何其難！甚至於，往這方面想得深了，劉暘都覺自己的考慮可笑，有種延續世祖之風的衝動，那樣多簡單粗暴！
然而，也僅僅是想想，以劉暘多年秉政積累的見識來看，世祖皇帝那一套也只有世祖皇帝能做，不是那個人，強行為之，最後很可能鬧出個笑話，鬧個一地雞毛的結果。
同時，經過對過去半年時事發展變化的仔細體會、總結，劉暘也意識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大漢公卿大臣們對他這個太子，大多表現得恭敬、尊重，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本身表現出的寬容、沉穩、隨和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或許就是上頭有世祖皇帝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