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1章我們大清怎麼你了!

這件事比較搞笑的地方在於,從後世的資料看,英格蘭人當時很可能是認真的。

一方面,當時“中吹”橫行,學者們紛紛譴責教會束縛科技進步,亞里士多德禍害歐洲上千年,認為必須學習東方先進文明才行。

那會兒的歐洲先賢們,發表的吹捧東方的話,郭康前世的人估計都受不住。

哪怕放到現在,塞里斯依然處於世界巔峰、人們也確實看不起蠻夷的時刻,都會讓人覺得尷尬。

到過中國的傳教士,經常發表非常直白的稱讚。

義大利傳教士馬菲就稱讚科舉制,說那裡沒有世襲貴族,讓每個人都成了自己命運的“奠基者”。

法國傳教士李明說的更直接,認為中國的年輕人因為要參加考試,而勤奮學習、增長智慧,杜絕了歐洲人那種無知和懶散的狀況。

沒有了世襲制,還能讓皇帝得以撤換不勝任的官員——這正是歐洲國家一直追求,卻沒能完全實現的。

另一方面,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則認為,有功名計程車大夫和尚未取得學位的學子,其實都屬於貴族。

不過這種貴族依靠學問而非世系,所以明顯更先進。

歐洲本地的學者們得到了傳教士帶來的資訊,也紛紛投入研究,一時蔚然成風。

魁奈十分推崇孔子,直言:“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

他認為想要讓國家繁榮持久,就應該效仿中國,因為它是依照自然法則進行治理的最佳榜樣。

據此,魁奈寫成了一系列專著,提出了“重農主義”概念,甚至專門把出版地點標為“bj”,以此強調重要性。

重農學派不僅是民間思潮,也對整個法國的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

魁奈因此被法國人敬稱為“歐洲的孔子”。

魁奈之後,重農學派的又一個代表人物杜爾哥,乾脆公開聲稱,中國的農業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農業都發達,不是因為他們技術先進,而是因為他們的制度優越:中國人團結一心,傳承著祖上一代代保留下的充滿理性的制度;而歐洲人的法律裡,卻全是欺詐和詭計。

可見,歐洲農業不行,都是體制問題,就不是簡單的技術革新能解決的。

而且,由於歐洲人普遍沒有見過這種採用科舉制、官僚制的文官政府,因此對其毫不吝惜溢美之詞。

伏爾泰發現,官府衙門能做到一級從屬一級,管理一切,而且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被錄用。

對此,他稱讚不已。

他還宣稱,中國皇帝一方面是專制的,另一方面又受到哲學家型官員的限制和指導,這些官員“為民父母”,提倡“以民為本”,代表人民的呼聲,堪稱最好的政府結構。

另一位學者基爾謝乾脆認定,中國就是一個柏拉圖式的理想國。

因為它由學者統治,符合神聖哲學家的意願,因此一定是個快樂的王國。

盧梭也稱讚中國的種種政策和法律。

他發現,在中國,連米價的過度昂貴,都會影響行省總督的政治前途;而一旦發生民變,當地官員必然會倒臺。

皇帝經常在官民衝突中支援人民,為此不惜處決激起暴亂的官吏。

盧梭認為,這表明中國民眾和皇帝的素質都相當高。

公眾從不無故滋事,而且相信皇帝能公正判決;皇帝也相信民眾總是出於公心,每次都能發現民變背後的冤情。

這顯然是非常公正的制度。

對此,狄德羅也表示認同,並他的《百科全書》中稱讚中國的政治思想制度,和儒家的道德哲學。

他表示,人們一致認為,中國人歷史悠久,精神高尚,藝術精湛,才智出眾,政治清明,還具有哲學素養。

因此,中華民族優於亞洲其他民族,甚至可以和歐洲文明最發達的國家相媲美。

而其他一些人,則認為他這說的太自傲了。

同為百科全書派的霍爾巴赫在《社會體系》中,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把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

這個國家能興盛這麼久,就是告訴人們,繁榮必須依靠道德。

所以,他認為,中國的道德原理和政治體系才是社會制度的最好範本。

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

至於原因,伏爾泰也進行了分析。

他觀察到,中國的皇帝和官府非常重視興建公共設施,維護公共利益,進行修橋鋪路、開鑿運河等工程,給人們帶來方便。

而這背後的原因,伏爾泰歸結為,是中國的父權制在起作用。

他認為,和其他文明不同,中國的父權沒有受到過削弱,子女對父親的“孝”一直是國家的基礎。

所以,中國的政府當局才愛民如子,特別熱衷於公益事業。

為此,伏爾泰還跟蹤了當時的東方新聞,總結之後認為,新皇帝雍正愛法律、重公益,超過他的父親,以至於“帝王之中無人比他更不遺餘力地鼓勵農事”。

皇帝還獎勵勤勞和孝順的農民,親自審閱重罪案件,顯然盡到了君父的職責,證明了他的理論。

至於更深層的原因,伏爾泰認為,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產生了如此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

所以應該學習誰,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說的還比較委婉。

另一名學者普瓦維爾在《哲學家遊記》中甚至直接表示:“只要中華帝國的法律成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可能變成什麼樣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

希望大家全盤照搬。

他還號召人們“到bj去!瞻仰世上最偉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而參考年代的話,這個人應該是乾隆。

當然,也有一些哲學家持不同看法。

“啟蒙三傑”之中,孟德斯鳩就和其他兩人不一樣。

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問題,因此只稱贊它的重農政策。

但他也因此多次被魁奈和伏爾泰等巨頭抨擊,天天被一群鼓吹當時清朝官府的“洋忠臣”噴……

不過,這些事情,在後世的東西方,都不算太出名,大家也沒什麼宣傳的動力。

對歐洲人來說,當年吹的很多東西太離譜了,而且中國在近代歐洲的思想史中,存在感居然這麼強,哪怕有吹噓的成分,也會打擊歐洲中心的權威性,破壞很多人的精神支柱。

對東方人來說,這些事情實在太過面熟。

原來自己正在經歷的,都是歐洲人早就幹過的。

這會讓人覺得,其實人類都是一個樣,破壞“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乃至破壞“對外學習”的神聖性。

所以,大家其實也都不太想提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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