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阿連德明確表示使智利實行社會主義，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什麼幫助，而是要用“紅葡萄酒和餡餅”來實現。他在演說中保證效忠於多元民主制。阿連德雖然已當了25年的參議員、並效忠於智利的政治制度，但還是建議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改，將兩院制的立法機構改為一院制。
他在人民團結陣線中的一些盟友並不那麼讚賞民主制，諷之為資產階級民主。他們在討論實行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時，認為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未必適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跟阿連德結盟的社會黨和左派革命運動均曾在弗雷執政時期用武力奪佔過土地。他們雖然在阿連德當選後停止了這類活動，但只是暫時有所收斂而已。而共產黨的領袖們則一直反對使用暴力。他們跟阿連德一樣認為應該按民主程式辦事。他們認為，否則的話可能會引發軍事政變。
阿連德採取的首批措施之一是向議會提交一份沒收所有在智利外國礦業公司的議案。議案獲一致透過，規定智利必須補償公司的損失。總審計長在核算該補償多少時，發現大多數礦業公司非但不該得到補償，而且因非法將所獲利潤調撥回本國而欠智利政府的錢。人民團結陣線的支持者們認為這一結論很正確，但未能預料到銅業公司會利用這一結論以其合法手段使銅在國際市場上停止銷售。
阿連德選中佩德羅·烏斯科維奇任經濟部長處理國內外各種問題。烏斯科維奇制訂了增產、保就業、財富分配和現行工業國有化等一系列計劃他認為，智利工業尚未發揮出全部產能。如果提高工人工資的話，需求的增長將促使工業僱傭更多的人手並提高生產率。
因此他第一步就是將所有工人的工資增加了35%—40%，其中的一部分是補償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損失。為了防止物價跟著上漲，他凍結了物價。智利人立即利用這筆新收入大買特買各種商品。其結果是庫存減少，商店下新訂單。企業接著僱傭更多的工人，以應付訂單增加的需求。失業率降到歷史最低的%，通貨膨脹下降到20%以下，經濟增長8%以上。成功了，烏斯科維奇欣喜不已，他實現了前三大目標。
1971年3月市議會選舉時許多智利人支援人民團結陣線的候選人，以表達其對收入增加甚感滿意之情。50%的選民投了人民團結陣線的票，從而增強了政府領導人們的信心。他們認為這一選舉結果表明智利人希望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的步伐。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選舉結果實際上是人們對其消費新水平感到滿意並希望這一勢頭持續下去的一種表現。
然而不久問題就出現了，需求過旺，一一些商品短缺。智利供應的各種產品都有限。進口產品更是如此。食糖供應越來越緊張，人們開始搶購囤積，商店裡沒貨了。貨一到，人們就排隊搶購，有時隊伍過長阻礙了交通。1972年，為了限制囤積，商店開始定量向每位顧客銷售。像新鮮蔬菜和魚類這樣的一些商品一直是充足的，像牛肉這樣的一些食物，人民團結陣線對之採取了保護措施，規定了無肉日或無肉周，這是因為擔心大牧場主們可能會屠宰掉所有牛隻，將錢匯往國外。
金錢充盈，一些商品短缺，黑市遂告形成，以高於官方規定的價格出售商品。商店的貨架上沒有了咖啡和衛生紙，很可能是走了後門，把這些珍貴的物品以高價賣給了一些頭面人物。而小商販們則穿街走巷以大大高出官方規定的價格兜售成袋的馬鈴薯和蔗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商店貨架上空空如也，而飯店卻仍能弄到大多數烹飪原料誘使人們下館子進餐。每晚各家飯店均是食客雲集，座無虛席。酒席上，一些人慶賀社會主義的進展，而另外一些人則在討論如何能使社會主義放慢腳步亦或如何能使其完全停擺。
商品分配的傳統手段失效後，阿連德的對立面決定公開行動，喚起人們對商品短缺的關注。1971年12月11日，一批婦女組織了“空鍋遊行”。她們敲著空鍋穿越中產階級居住區時，支持者們向她們拋撒糖果。而當她們臨近工人居住區時，左派革命運動的支持者們怒不可遏，抽打了她們。
婦女們並未被嚇倒，而是採取了一種長期鬥爭策略，每天夜裡敲擊空鍋，繼續舉行遊行。這一婦女主導的獨特抗議活動將阿連德政府弄得措手不及。阿連德雖然指稱這些婦女生活優裕，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爪牙，但一直沒有提出能夠消除人們對物品日益短缺的恐懼且令人信服的說法來。
他曾對智利人說過：他的革命不需要人們做出犧牲，而婦女們這會兒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阿連德準備以一種新方法——一種跟常規商業平行的分配體制——向窮人提供食品。他成立了“供應物價委員會”，籌辦食品雜貨裝袋（稱為“人民之筐”），每兩個星期向各家供應一次。委員會以低價將這些食品雜貨袋分配給窮困家庭。那些得不到食品雜貨袋並反對這一分配網路的人，懷疑這是否就是類似於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所實打的那種定量分配製的開始。
食品短缺的一大原因是人民團結陣線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從而中斷了許多農業生產活動。1971年，土地改革協會在雅克·瓊喬爾的領導下，沒收的土地比基督教民主黨政府整個六年期間沒收的還要多。步伐加快後，農民們往往自行決定沒收土地。他們單等地產主或經管人外出辦事時行動；地產主或經管人回來時，他們持槍站在大門口不讓他進家門。
南部地區的馬普切族群佔領一個世紀前生主的祖產阿連德政府不想為難奪佔土地的農民，通常是認可了這種自發的土地改革。然而地主們不幹了，他們決定組織治安維持隊保衛自家莊園。例如，南部地區有一名為“羅蘭多·馬託斯”的治安維持隊，農民們試圖佔領莊園時，治安維持隊就會出動跟他們交火。誰佔有土地一事越來越不取決於政府，而是取決於農業工人跟地產主之間的衝突了。
20世紀70年代初幾乎沒有什麼事件能使大多數智利人團結一致，但有件事是例外。1971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將文學獎授予巴勃羅·聶魯達，以表彰他對詩歌創作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他的《20首愛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和《詩歌總集》問世後，許多人認為聶魯達是20世紀西班牙語世界想象力最豐富的詩人。諾貝爾獎使他提高了國際聲望。他的獲獎加上早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的獲獎，使智利人確信智利是個詩人之邦。
引起較大分歧的事件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為期三週的到訪。菲德爾走訪北部礦區和南部農村地區，發表演說、問候民眾，十分愉悅。他對智利向社會主義過渡極感興趣，但當被問及是否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透過民主道路實現時，則回答道：每個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歷史發展行事。
在這一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上，他極力迴避爭論。反對派報刊說這麼長時間的公務訪問實在不像話，而人民團結陣線的支持者們則很樂意能有這麼一次同古巴革命英雄見面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