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民主黨人全力投入工作，所以即使是在偏遠地區也能夠實現許多既定目標。他們在南部地區修路建學校、組織農民合作社、成立母親中心。農業發展協會向小農發放貸款，農牧業服務社則提供技術幫助。農牧業服務社僱聘紐西蘭奶業專家幫助智利農民應用他們的高產方法。像普孔地區的裡戈·託伊伯和加夫列拉·託伊伯這樣一些列入農牧業服務社計劃的奶農，將其土地劃分成小塊，種植高產牧草，並修建現代化的擠奶室。牛奶增產，南方地區的農民完全能夠滿足全國對乳製品日益增長的需求了。
弗雷政府時期，有450餘名和平隊志願人員在智利提供服務。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往往指控他們為中央情報局特務，但他們確實是協同智利政府廣泛地參與了農村發展計劃的落實工作。例如，布魯斯·韋伯和羅伯特·斯皮奇在考廷省協同農民合作社改進了牧草種植、建起了可移動的新式浴羊池。帕特里西亞·所羅門協同普孔地區母親中心的工作人員組織了一些母親中心。
志願人員布賴恩·洛弗曼和莎倫·洛弗曼為了使特羅沃爾維村的人們免遭每年春季洪澇之害，幫他們將其住處安置到了較高地段。1965年政府制訂了防止水土流失的造林和森林管理規劃，以促進林業發展。和平隊代表吉米·鄧肯協同政府機構和農民合作社在南方地區再造了大面積的森林。農牧業服務社和林業協會就這一規劃提供了技術幫助、分發了樹苗；志願人員做工作，贏得了農民們對這一規劃的支援。
弗雷政府還解決了一些民眾的社會需求。卡布林瓜湖地區居民只有牛車壓出的路好走；政府資助村社首領貝爾尼·布拉茨及其鄰居們用石子鋪路，並開通了公交線。這一地區的孩子們要步行好幾英里地去上學。教育部門幫助村社首領阿豐索·維加和塞貢多·納韋爾修建了一所鄰里學校。當地居民成立“集資會”並組織勞動人手，政府提供預製構件。許多農村孩子從未在學校享有過醫療保健待遇，所以比利亞里卡的全國醫療衛生服務局的護士們在學校裡開展了一場接種牛痘疫苗運動。
弗雷政府在實施這些社會規劃的同時，還實現了許多經濟目標。兩年間工業生產增長了20%。銅的出口增加，價格上升，從而出現了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累進稅制使政府僱員們的薪金有了增加。農業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了。亞歷山德里在任的最後兩年期間，其他消費品價格的適度上漲使通貨膨脹率下降了一半。考慮到建築業的繁榮和就業率的上升，弗雷的經濟團隊對其所取得的成就應該感到自豪。
然而弗雷的經濟團隊有兩個方面業績不佳，一是工資，二是儲蓄金。集體談判和罷工使工人們工資的增長率得以高於通貨膨脹率。而私人儲蓄金和投資卻持續下降，從而使政府負擔加重，承擔了75%的費用。愛德華多·弗雷批評私營部門儲蓄不力。後來11月份財政部長塞爾希奧·莫利納提出一個強制工人儲蓄的計劃，反對黨社會黨和共產黨發動全國性大罷工追使計劃流產。
可以肯定地說，弗雷的公共工程規劃的目的是使智利實現現代化。他修建了新機場、連線聖地亞哥和瓦爾帕萊索的隧道，並使道路現代化。新水壩、港口設施和聖地亞哥地鐵建設等公共工程提高了就業率，使經濟年增長率達4%。然而在公共投資增加的同時，私人投資卻減少了。外國公司意識到：由於智利正將公司收歸國有，大規模投資要冒風險。智利的投資人也深感不安，覺得沒收了莊園和外國公司後就要輪到本國人控制的公司了。
1967年4月舉行的全國市政選舉中基督教民主黨的得票率低於167 1964年和1965年的選舉。該黨開會討論這一結果時，左派認為這是由於選民們想要深化變革。在數月後黨的另一次會議上，左翼領導人雅克·瓊喬爾迫切要求立即將大型礦業公司和銀行收歸國有。他還再三提出經濟由政府而非私人控制的主張。他為了推行自己提出的計劃，聯合其他一些人從弗雷總統的支持者們手中奪取了對黨的控制。該黨沒有同其他政黨結盟加強自己的地位，而是內耗不斷削弱了自身。
亞歷山德里執政時期開始沒收土地，但動作有限，只滿足了極少數人的需求。1964年弗雷許諾，他如果當選總統，將使10萬人擁有土地。為了履行諾言，他的政府在1965年至1967年間平均每年沒收45萬公頃土地，1968年至1970年間則平均每年沒收萬公頃。但分得土地的人很少。土地改革協會決定，農民在分得土地前必須在沒收的田地上從事集體勞動。政府擔心土地分成小塊後會效率下降、農業減產。
弗雷的土地改革法1967年獲得透過，重新確定了沒收大莊園的標準。政府擬沒收的不僅限於閒置土地，還規定佔有土地的面積不得超過80公頃水田或相等數量的土地，超過的部分也要沒收。地主們為了破壞這土地改革法，有時將土地劃分到子女或親戚名下。
弗雷土地改革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組織農民協會。雖明令禁止政府官員插手農民協會的組織工作，但農業發展協會的頭頭們不管那一套，慫恿僱員們從事組織農民協會的活動。基督教民主黨同社會黨和共產黨竟相從事組織農民的工作，這是因為三黨都要謀求政治利益。
1968年，聖米格爾莊園的工資談判破裂後，社會黨發動農民協會舉行罷工。然而罷工也未能促使達成協議，農民協會遂用武力佔領了莊園。政府派遣國民衛隊收復莊園時，農民用槍桿子進行了抵抗。支援智利工人聯盟的大學生們舉行了多次集會遊行聲援進行鬥爭的農民。然而國民衛隊在保證其人生安全的情況下逮捕了所有持槍的農民，從而平息了一場極其危險的衝突。
對聖米格爾莊園的佔領，表明社會黨跟另一左派集團左派革命運動採取了一種新的鬥爭策略。這兩個左派集團不再採用合法手段對財產進行再分配，而支援直接行動了。對弗雷說來，不幸的是他自己黨內的左派也贊同類似的行動。在他執政的最後兩年裡，農民協會接管了400處莊園，相當於土地改革協會所沒收的莊園總數的30%。這種不合法手段的濫用表明：一場農村革命已然開始。
直接行動日益成為行動準則、傳統的依法行動漸次被棄的另一表現形式，是一次又一次的學生運動。1967年瓦爾帕萊索天主教大學的學生們罷課達50天，要求參與課程設定和學校管理人員的推選工作。他們的運動達到目的後，聖地亞哥天主教大學的學生領袖們效仿他們提出了類似的要求。
學生領袖們同政黨親密結盟，力爭決定院、校領導人時擁有發言權和選舉權。同基督教民主黨結盟的學生們有件比較具體明確的事要幹：他們要求撤換天主教保守派校長和各院院長，任命同基督教民主黨結盟的領導人取而代之。
1967年8月，學生們佔領行政大樓，不讓他人進出，直至梵蒂風的智利人紅衣主教勞爾·席爾瓦·恩裡克斯出面干預、任命基督教民主黨領導人費爾南多·卡斯蒂略·貝拉斯科為天主教大學新校長時才撤出大樓。新校長的任命促使聖地亞哥主教和天主教大學各學院院長先後辭職，學生抗議運動遂告結束。
基督教民主黨內的一些學生領袖從此漸趨激進，成立了人民行動統一運動；該組織後來脫離基督教民主黨自立，而天主教保守派則決定組織自己的教團運動，由法學院學生海梅·古斯曼領導。這一組織1968年控制了基督教大學學生聯合會，從而成功地從左派手裡奪取了領導權。
1968年5月，學生運動蔓延到了智利大學。該校教育學院的左派學生佔領行政辦公大樓。為了阻止左派採取行動，不那麼激進的學生搶先佔領了校園內幾座大樓。學生跟校方的談判久拖不決，致使數月停課，學生們不得不利用暑假返校補課。根據新大學管理法，1969年舉行了智利大學校長選舉活動。在三人參加的競選運動中，基督教民主黨人埃德加多·博寧格勝出。
這一重大勝利加上在天主教大學獲得的勝利，表明基督教民主黨人當時控制了國內兩所最重要的大學。然而這種學生運動還是令大多數成年人困惑不解。他們儘管對學生們的激進行為已習以為常，但對1968年發生在智利、歐洲和美國的動亂還是深感茫然。他們難以理解天之驕子般的大學生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從事政治活動而不好好上課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