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至1958年間，採礦業發生了重大變化。硝石生產下降，銅生產上升。20世紀20年代這一趨勢還不明顯，因為當時硝石出口是銅出口的近兩倍。然而經濟蕭條大大降低了對硝石的需求，到30年代中期銅出口則是硝石出口的三倍，其出口量並在持續上升。
硝石業的僱傭人數減少了約一半。資本密集型的採銅業所僱用的工人比較少，所以只能向六萬名硝石失業工人提供很少的勞動崗位。這些失去工作的人及其家屬向南遷移，致使北格朗德地區的人口不斷流失。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就業出現了一個新高潮，這是因為要滿足世界各地的需求就必須迅速擴大銅和鐵的生產。
外國人對硝石礦的佔有是個問題，而對銅礦說來問題尤為嚴重。早在1920年，智利人擁有的銅礦生產的銅只佔全國銅產量的3%，而外國人佔有的銅礦產量則達97%，其中美國公司又佔了80%以上。安那康達和肯奈科特這兩家美國公司佔據著智利最大的銅礦，這些礦價值超過4億美元，佔有美國在智利的大部分投資。20世紀30年代玻利維亞和墨西哥將石油收歸國有。
但智利政府沒有跟進，而是決定對銅公司的利潤增加稅額，20世紀50年代稅率達80%。公司對擴大再生產沒有了什麼積極性，遂使生產陷於停頓狀態。為了鼓勵新投資和生產，1955年政府將稅率降低50%。然而這一政策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左派政黨開始要求將這些公司收歸國有。
為了鼓勵農產品出口，智利政府向農業信貸和機器進口提供了資助，然而這一政策成效不佳。由於食品價格低廉和大莊園效率低下，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農業生產連續下滑。歷任總統組織農業工人組成工會，這有助於地主們控制工資、防止罷工。
然而低工資促使了農業勞動人口加速流向城市。農業生產落後於人口的增長，這就要求智利進口越來越多的食品。20世紀50年代末，每年進口農產品的費用超過4500萬美元。由於政府控制物價，所以大地主們往往從其不太富裕的鄰居那裡收購糧食，囤積居奇，等政府提價時拋售。許多人發現，糧食投機買賣比從事糧食生產獲利要高。
而南方地區、特別是馬普切地區的中心地帶的農業生產則呈上升趨勢。20世紀30年代期間，這一地區生產的穀物約佔全國產量的30%。1920年，這一地區飼養的牛隻不到全國總數的10%，到20世紀50年代超過了40%。南部地區還生產了智利大部分乳製品。
這些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移民的湧入。政府開放這片土地，招募移民定居，但安置他們時遠非是公平合理的。自由獲取土地的諾言吸引了大批佃農和農業工人從中央谷地向南湧進。這一時期移民大量湧進考廷省，人口從28萬一下增加到了40多萬，使該省成了全國第四大人口眾多的省份。
美國地理學家喬治·麥克布賴德親眼目睹了智利人將荒原變成小農場的情景。他說，他們使他想起了一個世紀前美國西部發生的那類似的一幕。
沿岸地區、河谷地帶，溼地連片，而高地則常綠雨林密佈。高地生長著名目繁多的高大粗壯的樹木，有南方假山毛樣、櫟樹、高大假山毛櫸、草皮樹、心葉船形果樹和月桂樹等。一代又一代的馬普切人隱蔽在樹林中伏擊西班牙騎兵隊。古道穿越谷地，沿山樑延展。定居移民來到後，用木板鋪墊溼地上的小道，加寬山路，以便他們的牛車能透過。
為了清理土地，他們在樹幹上剝掉一圈樹皮，待樹葉枯萎後放火燒樹。他們用燒剩下的焦樹幹做圍欄和木柴。他們用這種刀耕火種的原始方法清除了上千英里的安第斯山森林。他們修建原木小屋居住，並在小屋旁邊搭建廚房像馬普切人先前那樣在裡面做飯、喝馬黛茶、進食。
根據宅地法，定居的移民在從政府手裡拿到永久所有證之前，所提出要求的土地必須先經土地測量員的測定。由於移民們的行動比有關政府部門和土地測量員的動作快，他們所提出要求的土地沒有拿到所有權證。
1927年，有近萬移民沒有所有權證。1928年政府建立農業墾殖銀行解決這一產權問題。政府做出決定後，有權有勢的人們鑽法律空子謀求私利。他們促使政府官員授予其大片被移民佔據的土地。而後強行驅逐已定居的移民。1934年國民衛隊驅逐朗基爾地區定居的移民時，他們奮起反抗，接著發生了槍戰，百餘移民喪亡。
其他地方使用同樣的方式和暴力時，農民們撤往較高的地段或較為貧瘠的土地，重新開始生活。他們要拼命養家餬口，遂在陡峭的山
收工似僅杯不，清理一片從未想到要用於耕種的土地。他們為了生存餵養幾頭牛、種幾畝地、砍削枕木、收集松果，有時還與鄰國阿根廷搞點走私活動。他們的子嗣中有許多人為了擺脫貧困，也翻山越嶺到內格羅河谷地帶的果園或巴塔哥尼亞的煤礦找活幹；另外一些人則加入移民大軍流向工業城市聖地亞哥和康塞普西翁。
將智利和阿根廷分開的南部地區山脈不高，人們經常來來去去找活幹。例如，塞貢多·盧恩戈19世紀90年代出生在智利南部地區，後隨父親移居阿根廷，當時他還是個孩子。他在那兒長大成人，成了一名像高喬人那樣的牧牛人，在巴塔哥尼亞地區放牧牛群。
阿根廷大莊園開始在潘帕大草原築欄圈地時，他返回智利希望找到一片土地。他1917年跟佐伊拉結婚，兩人在昆科附近擇地定居。一個富有的大地主將他們趕出佔據的土地，他們只得遷入遠處山區，落腳在卡布林瓜湖附近一片景色迷人而岩石滿布的土地上。他們在那兒同其兄弟一家各自開墾出了80公頃土地。
他們養牛、養羊（包括綿羊和山羊）、種馬鈴薯、照看果園。春季裡，佐伊拉夫人擠牛奶、做乳酪。塞貢多偶爾受僱將大群牛隻從阿根廷趕到智利。他自己還養了幾十頭牛，通常在秋季政府提高牛肉官價前賣給遊商。他還裁種了蘋果樹、櫻桃樹和棍檸樹。
秋季裡，他採摘蘋果，將其送到當地一家壓榨廠，裝滿六七桶蘋果汁。生活艱苦,要去最近的城鎮騎馬也得走上三個小時，但他和佐伊拉全力撫育三個孩子。老大在家務農，老二在北部一銅礦區小鎮教書，老三移民去了芝加哥。
跟盧恩戈家相反，附近的康普頓家擁有政府贈與的大片土地，達數千公頃，將莊園上平整肥沃的田地立約出租給佃戶耕種。佃戶中有德國移民；他們原先移居巴西，後來遷至氣候溫和的智利南部地區。他們雖然窮，但他們在耕作和機械方面的技能很快就使他們能夠買地，並最終成為中產階級農場主。同一地區還居住著馬普切人，他們養牛、種菜、裁果樹。
有位名叫伊拉里奧·納韋爾的馬普切人族長被一位政府僱員霸佔了一部分土地。他就土地被霸佔一事向土著事務部投訴多年，但一直沒有結果。他兒子塞貢多·納韋爾認為他們家將永難收回土地，遂決定將其精力傾注在孩子們的受教育上。他認為孩子們受教育後移居聖地亞哥或阿根廷，就會出人頭地。如果不受教育，他的女兒們就只能當女僕或者到水果包裝廠幹活，而他的兒子們就只能幹一些工資菲薄的服務性工作。
20世紀50年代，一些社會、政治集團開始組織農民，保護他們免遭莊園主的傷害。天主教神父、天主教行動集團、國家長槍黨和全國農業工人聯合會積極爭取農民支援。
1953年，莫利納地區的工人在神父和國家長槍黨的支援下舉行了一次成功的罷工。國家長槍黨是個進步的天主教青年組織，成立於1935年，一直在農村地區爭取支援。1957年國家長槍黨成為基督教民主黨的一個組成部分後，其組織農民的經驗有助於智利鄉下人尋求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