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農業的亮點是水果生產的持續發展。時至1998年,水果出口的價值已佔智利出口總值的12%。以食用葡萄出口為主,1984年為萬噸,1996年增至萬噸。由於生產過剩導致世界葡萄價格下跌15%,20世紀90年代中期暫停了種植。

像桃和獼猴桃等其他一些水果價格的下跌有時會超過40%。加利福尼亞的葡萄種植園主們及俄勒岡的梨和草莓種植者們抗議進口的智利水果以低於成本價出售。葡萄價格穩定後,農民們於1998年開始栽種。為了促進葡萄業的發展,2003年政府在肥沃的科爾查瓜谷地實施了新灌溉工程。

與此同時,農民們使其葡萄園的生產能力提高到了接近美國的水平。智利跟歐盟簽署的貿易協定為智利水果出口商開拓了更多的市場,並確定了處理貿易糾紛的方法。智利跟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簽署的貿易協定也有利於智利水果出口商。

除了新鮮水果外,智利還是個公認的葡萄酒出口大國。像孔查伊託羅、聖卡羅利納和聖佩德羅這樣的品牌常見於世界各地的超市。葡萄酒業發達的另一標誌是:一些智利公司在阿根廷購置了葡萄園;一些美國和西班牙的公司跟智利的葡萄園聯合組建了合資公司。

低關稅和強推銷有助於水果種植者,卻又害了像穀物這樣一些傳統農作物的生產者。南錐體共同市場貿易協定下調了對阿根廷穀物徵收的關稅,致使阿根廷的穀物在智利市場上比較便宜。20世紀90年代末,南部地區的農民對這一協定造成的影響提出了抗議,要求政府支援他們的產業。

議會臨時決定提高關稅。南部地區有些農民悲觀失望,遂不再種莊稼,而在其農田裡植上了樹。政府如果不願像別的國家那樣提供穀物價格補貼的話,南方地區的農民們就不得不將其土地闢為葡萄園和果園,抑或種植其他新作物了。

智利農業的另一負面現象是農民人數的減少。世界銀行這會兒鼓勵這一發展程序,強調大型農場在全球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根據它的估算,栽種食用葡萄和生產優質出口水果的成本大約每英畝萬美元。小農難以弄到信貸從事這樣的投資,只有大型農場才能做到這一點,這就是它鼓勵這一發展程序的理論根據。小農競爭失敗,遂將土地出售,移居城市。農業工人也離開農村,農村受僱人數從1992年的萬減少到了1997年的萬。由於法律的限制,留在農場上的工人們很難組織起來,農村依然十分貧困也就不足為奇了。

20世紀90年代裡,智利堅持發展魚類和海產品的出口,出口值近15億美元,佔出口總值的11%以上。捕獲的魚有國產魚,也有養魚場飼養的異域魚,主要供人食用,餵動物的很少。1999年鮮魚和冷凍魚佔魚類產品出口的60%,魚罐頭和加工過的魚及其他海產品約佔24%,魚粉僅佔16%。僅鮭魚的出口值即達62500萬美元。

特別重要的是亞洲市場,智利主要在那兒銷售日本鮭和新鮮鱒魚。儘管有了這麼大的發展,但仍有一層陰影籠罩在漁業的上空。美國衛生官員們擔心養魚場飼養的智利鮭含有殺蟲劑殘餘。海洋漁場經受得起如此大量的捕撈嗎?養魚會影響湖水和海灣的水質嗎?環境保護主義者們和旅遊業要求漁業部門負起更大的責任,是可以理解的。

智利的電信業有了大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放鬆了管制。1982年電信總法在1987、1994 和1997年經過修改後為自由使用電信奠定了基礎。然而智利電話公司透過聯接其系統的價格政策全力阻止了競爭。1996年,三家最大的公司收入總計逾20億美元。系統是全數字式的,有相互競爭的有線電視網和手機網。正著手準備將寬頻網際網路接通智利企業和家庭。

手機很普及、很方便,相互競爭的公司在購物中心和透過媒體吸引著智利人。為了向農業地區提供公用電話服務和向公立學校和大學提供網際網路服務,政府設立了特別基金。政府不想讓一個人在這次電信革命中落伍。

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至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智利工人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多。1985年有工作的智利人近360萬,到1998年增至540萬。與此同時,失業率從近12%下降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工會組織迅速發展,但90年代慢了下來。十年間就業人數增加了90萬,而工會會員人數增加不到6萬人。皮諾切特政府加諸入會和集體談判的限制規定仍在抑制著工會組織的發展。連續三屆民主政權曾試圖修正這種規定,但均未能如願。

“各黨一致否決聯盟”的領袖們修改憲法的努力受挫後,遂著重運用經濟的不斷增長、而非強調利用集體談判來增加工人的收入。工人們預設這一方式所得到的回報是:十年間國家經濟的發展使實際工資增加了逾25%。

1990年以來收入的增長加上社會開支的增加,使貧困率從約佔總人口數的40%下降到了20%。從1989年到1995年,社會開支增加了50%。公共住宅建設、電力和飲用水的發展改善了窮人的生活。

跟大多數發達國家一樣,從事服務性工作的智利人人數最多。20世紀90年代,從事服務性工作的人數從占人口總數的55%增加到了59%,從事工業生產活動的人數一直是24%,而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數從19%下降到了12%。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建築業大發展,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但1998年開始的經濟緊縮使這一領域受到了最大沖擊。規劃中的新商場和工業園區建設以及政府打算到2004年拿出150億美元修建機場、公路、監獄和學校的意向,將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20世紀80、90年代的富足導致了一場消費革命,這場消費革命特別有益於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人們買房、購車、享用精製食品。他們到商場購物,透過自動取款機從銀行取款,大多在海濱度假勝地或南方湖區有第二個家。他們如果在南方有棟小木屋,不再只是夏天去用一用了,現在每天都有多趟航班往來,他們可以躲到那兒度個長長的週末了。然而1999年經濟開始停滯時,信用卡債務和其他便利貸款就使人們被債務託收機構追債、被取消抵押物回贖權了。

即使身處經濟衰退期,電纜電報公司仍大力在中產階級居住區鋪線以備日後上寬頻。有線電視、網際網路撥號線和電子遊戲已將電子學帶到了家家戶戶。幸好年青人能拔掉插頭去踢球或晚上到迪斯科舞廳去跳舞。教育方面,學生們有了更多的選擇。除了一些新開辦的中專和大專外,許多大學本科畢業生還到歐洲或美國攻讀學位。例如,獲得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或威斯康星大學商學院或經濟學院學位證書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

專業人員工作日大部分時間是在電腦前度過的。他們向海內外的同事傳送電子郵件、訪問國際資料庫。學術界和其他領域的研究工作越來越方便。圖書館藏書庫、政府服務部門和公司檔案室可以線上聯絡。參加美國或歐洲召開的研討會、向研討會提交論文是專業人士期求的事。智利中產階級的文化快速跟歐美文化趨同。儘管跟遠東的貿易佔了國家整個貿易的1/3,但由於語言障礙和文化隔閡卻沒有發生類似現象。

跟先進的國家一樣,生活的快節奏使智利人的生活趨於緊張。在家跟家人一道用午餐的傳統現在已難以維繫。工作到很晚,八九點鐘才能回到家,邊看電視邊就餐,這在現今已不足為奇。許多企業巨頭定期來往於聖地亞哥與省會或南美其他國家或歐洲或美國之間。

經濟富足改變了智利中產階級,但智利中產階級仍保留著一些特性。在高檔超市裡,不僅能在食品製作區買到冷藏的比薩餅和漢堡包,也能夠買到嫩玉米糕、海鮮米飯和海貝餡餅。在飲料櫃檯,像路枯馬果和蕃荔枝這樣一些本土水果汁同橙汁、葡萄汁和蔬菜汁相映生輝。許多中產階級智利人不去商場,愛到他們居住區的商店購物。人們仍成群結隊地到自由市場購買新鮮水果、蔬菜等農副產品。星期天,全家人仍一起用午餐,招待來訪的親友,聆聽老人們講家史和習俗。

中產階級家庭通常都要僱用保姆。保姆除了負責打掃衛生和燒飯做菜外,還往往充當替身父母管束小孩。由於婦女們有了更具吸引人的就業機會,找保姆越來越難了。可以找到一些來自南方地區的女孩,而許多偷渡入境的秘魯人和玻利維亞人填補了這一職業空白。

這些流民大多擁入聖地亞哥,致使城市交通擁擠、汙染嚴重,漸漸失去了對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人的吸引力。網際網路、手機服務和空中往來的便捷,使年青人能夠到外省生活、並仍能保持跟外界的聯絡。外省城市環境整潔、犯罪率低、交通便利,越來越具國際性了。

權貴集團的構成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自由主義模式允許一些敢想敢幹的企業家組建大型聯合企業,其發展前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像愛德華茲這樣的一些歷史悠久的家族依然顯赫,而一些新發跡的家族則成了國家經濟權力經紀人。這些公司巨頭中的許多人都在鄰國有大量投資。新近進入秘魯的外國投資中有1/4是智利的投資,智利望本也進入了阿根廷。

權貴集團仍享有遠遠超過其他人群的消費水平。但隨著消費革命的到來,該集團的人們不再獨享兩輛車、第二處住房和國外旅遊之便了。權貴集團不再控制文化機構和政府機關。因此權貴集團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得不承認智利已確然成了中產階級社會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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