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普切戰爭產生了許多歷史故事，其中就有被俘的西班牙軍官弗朗西斯科·努涅斯·德·皮內達·伊·巴斯庫尼安的故事。他1629年被俘，成了一名馬普切人酋長的僕人。後來他在《被俘生活與智利長期戰爭的原由》一書中講述了他的經歷。
他的經歷與1607-1609年弗吉尼亞殖民地初期的約翰·史密斯船長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也有相異之點。同史密斯與波卡洪塔斯的關係一樣，也有一位印第安公主護衛著皮內達·伊·巴斯庫尼安，只是她沒有提出釋放他的問題。這兩位經歷的其他相異點也令人關注。
皮內達·伊·巴斯庫尼安讚賞馬普切文化。例如，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受到人道待遇和最終獲釋是由於馬普切人與西班牙人具有共同的尊崇軍人這一準則。皮內達·伊·巴斯庫尼安視馬普切人為文明人而非野蠻人。他的書中還有一項政治議題，即請求重新實施瓦爾迪維亞神父的防禦戰政策。作者曾受過耶穌會士的教育，要求再給防禦戰政策一次機會。
由於智利人與馬普切人之間的貿易往來日趨活躍，雙方敵意漸消。馬普切人用牛、手織斗篷、羽毛和籃子交換西班牙人的紡織品、鐵製品、穀物和葡萄酒。與軍人懷疑馬普切人的承諾相反，商人們對他們相當信任。
他們將貨物分送給馬普切人後，馬普切人會及時換給他們所需的物品。由於這種貿易獲利增多，軍事首領力圖加以壟斷。他們自己搶過生意，禁止任何人同馬普切人進行貿易往來。他們竭力抬高物價，強迫印第安人購買不需要的物品。時有發生的反抗事件，多半系這一暴虐行徑所致。
修建教堂：在軍方和商人同馬普切人搞新型關係的同時，教會則集中精力對西班牙控制的智利地區不斷增加的人口行使牧師職責。教會需要牧區教堂，但由於殖民地比較窮，教堂修建工作進展緩慢。佩德羅·德·瓦爾迪維亞將聖地亞哥中心廣場以東的整個地塊劃歸教會，但一直等到殖民者們自己出資才開始興建教堂。
在教堂未建成前，神父們在瓦爾迪維亞家的門口過道上主持彌撒。第一座小教堂土坯壘牆，茅草蓋頂，建得太差，數年後即垮塌。後來懂建築、有資金的一些神父主持了大教堂、聖弗朗西斯科教堂和多明我會修道院的營造工作。這些教堂、修道院至今依然是聖地亞哥的標誌性建築物。
奧古斯丁修會的會士們、施恩會士們和耶穌會士們也在聖地亞哥市中心修建了自己的牧區教堂。這些教堂的重要性反映在以它們的名稱命名的街道名上。這些教堂雖說沒有新西班牙和秘魯的教堂那樣富麗堂皇，但隨著智利財富的不斷積累，教士們也用瓷磚、鍍金聖壇和雕刻畫面對其教堂進行了裝點。基督、聖母和聖徒們的畫像和木雕像令人肅然起敬。
牧區富裕的教徒捐贈或抵押土地支援教會，還鼓勵子女從事教士工作。宗教節日慶祝活動期間，他們參加佇列行進吟唱讚美詩。齋戒、節日前夕祈禱、閉關靜思和朝聖是常事。權貴家的人死後，先行守夜和舉行葬禮，再葬入教堂內的地下，並將死者的名字刻在石板上。
而平民百姓則埋葬在普普通通的公墓裡。教會除了建牧區教堂外，還興辦醫院、孤兒院和學校。教會從事這方面的活動通常不用自己掏錢，所需花費來自其他方面的收入——包括政府徵收、而後劃撥給教會的稅款。
在沒有鐘錶的時代，教堂的鐘聲按時報點。鐘聲通知彌撒時間到，鐘聲示意某人已去世，鐘聲宣告新國王加冕。智利人認為，必須用像洗禮、婚禮、懺悔和聖餐這樣的一些聖禮來確保自己的今生和來世。教會通常是受人崇敬的，但人們有時也嘲笑教士們的一些怪癖。
政教結合使殖民地容不得非天主教教徒。教會防範異教信仰的流傳，憑藉其保有的開除教籍和宗教裁判權，強行信仰一致。教會在很大程度上認可個人行為的自由。罪可赦，反教會不可恕。
教會隨著自身財富的增加開始投資土地，還以最低為6%的利息向莊園主和礦主貸款，從而成了殖民地的銀行。教士們對金融和土地的經營管理在殖民地是最先進的。
他們為了發展自己的莊園，改良了耕作和放牧的方法。耶穌會士們修築灌溉系統、播種苜蓿和養牛育肥,使他們的莊園成了智利最有價值的莊園。莊園的收入用以資助他們辦的學校和牧區教堂。他們的學校既教育平民百姓，也培訓教士。因此.殖民地的領導人大多受過耶穌會的教育就不足為奇了。
智利鄉間富裕的莊園主在自己的莊園裡建有小教堂，教士一年只去幾次。教士不在時，鄉民們就得自行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了。
許多貧困夫婦沒有舉行過婚禮，他們的孩子也沒有舉行過洗禮就不奇怪了；而某人死後，鄉民們為他（或她）守夜還是有的。由於鄉間缺醫少藥、平日生活清貧，他們每當遇到健康問題或發生家庭危機時，就求聖徒或聖母馬利亞出手拯救自己。
他們則報之以保證採取某種表達虔誠的行動（如朝聖）。在智利遙遠的北部地區舉行民歌節期間，印第安人獻上他們的傳統舞蹈以表達其宗教信仰。教士們通常不反對民間的宗教習俗，但他們心中有數：哪些習俗可行，哪些習俗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