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0年到1914年，硝石佔出口總額的70%-80%。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銅業開始興旺、銅出口額佔出口總額的20%時，才又有一種產品具有了重要性。1890年之後，由於生產率落後於人口的增長，小麥出口下降了。這一下降又導致了礦產品出口的進一步增長。這確確實實是個“硝石時代”。
硝石出口稅佔了政府總收入的50%。國家領導人用這些錢建設現代鐵路系統、改善道路、教育青年和美化城市。雖說有些錢花得不值當，但大部分錢還是花得值的。交通的改善降低了運輸成本。受過教育的民眾更具創造性、能力更強。然而正是這政府體制限制了人們積極性的發揮。政府資助地主們的交通運輸信貸體系，因而使他們“全體免費入局”。
想開發新礦的其他智利人卻得不到這種信貸。要生產出具有競爭力的硝石和銅，就得擁有大量資金，然而只有少數智利人有錢。工業提供了一些機遇，但大企業已聯手行動、將小企業排擠出了市場。因此硝石稅的收入並未促進新企業的發展，而是資助了一些重大的公共工程專案，這製造了一種虛幻、而非實質性的發展景象。
智利經濟發展不穩定的最明顯的跡象要算是與通貨膨脹所做的鬥爭了。智利首次通貨膨脹發生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當時政府加印鈔票支付開銷。（美國內戰期間，交戰雙方也都用了這種籌集資金的方法。）戰爭結束時，比索已貶值30%以上。接下來的兩屆政府竭力扭轉比索下跌的勢頭，但1891年內戰爆發後巴爾馬塞達總統再次向印鈔機求助。其結果是一年內比索貶值了50%。
1891年至1925年，世界經濟的動盪局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影響了智利經濟。需求趨旺時，智利的出口和政府收入隨之增加。在這形勢大好的時候，國家領導人就盡力回籠紙幣，恢復金本位。而在需求下降時，出口和政府收入亦隨之減少。
為了付債和救助銀行及債權人，政府印刷了大量鈔票，1898年增加了一倍多，1907年增加了80%以上，1914年增加了50%，從1924年到1925年又增加75%以上。政府對一些消費品、收入和財產開始徵稅，然而為時已晚，政府仍舊要十分嚴重地依賴硝石的出口。在其他經濟部門沒有納稅前，政府難以解決收入不穩定和長期通貨膨脹問題。
由於有些人從通貨膨脹中獲益，所以難以求得與之作鬥爭的一致意見。比索貶值時，進口品價格上漲得比國產品快，因此國產品銷售得多。債務人也從通貨膨脹中得益。
他們用以還貸款的錢幾乎總是比所借的錢價值要低，這就形成了負利率。地主們是最大的債務人，發現這是一筆橫財；但政策並不鼓勵他們進行生產性投資。做資源或地產投機買賣似乎要比生產性投資所得到的回報要多。政府和私營部門均未能制定出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
1874年和1891年的選舉改革，為中產階級和工人參政以及使權力向議會轉移敞開了大門。政黨間的競爭更趨激烈，而這種競爭則使議會具有了較為廣泛的代表性。地方上對選舉的控制增強了政治領袖們的勢力，進而削弱了總統對選舉的影響力。這些改革原本是要讓權貴集團得利的，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選民們斷定改革可以讓他們選出本階級的人擔任公職。
這些改革削弱了總統對選舉的操控，卻又招來了黨派的操控。選舉騙局屢見不鮮，委實令人遺憾。候選人為了打敗競爭對手不惜花錢買選票。花銷是不菲的。例如1909年議會選舉時，愛德華多·查爾梅在選票上花了40萬比索，而他的競爭對手則花了30萬比索。
查爾梅以多得1000餘張選票當選，但他在競選當中抵押了個人的房地產。有時候選人會沒有競選對手，這也許是因為競選對手接受了政府任命的職位而退出競選以施回報。選民們出賣選票已習以為常，而選舉沒有競爭對手，也就沒有人買選票了，他們會憤懣不已。
候選人之所以肯自己掏錢投入選舉，並非是想將來要謀求多少經濟利益，而是要贏得擔當議會議員的聲譽。排他性的“協和會”成員資格證實了某人的權貴地位，而擔當議會議員則又提高了地位。公民精英的最高典範是擔當議會議員或出任內閣部長。這些人是他們時代的翹楚名流。
擔當議會議員一任以上者，通常在其任職期間至少會出任一次內閣部長。緊張的黨派對立關係迫使內閣不斷改組。政黨使用不信任權要求內閣改組。很少有部長幹滿一年的，幹上幾個月是常事。有時議會對某位部長的不信任，會斷送其政治生涯；例如，議會免除總統巴爾馬塞達的門生恩裡克·薩爾瓦多·聖富恩特斯的職務後，也就斷了他當總統的念頭。
議會主宰時期，內閣改組是常事，平均每位總統任內有20次內閣改組。政府有可能會陷於癱瘓，但只要其下級機構照常運作，公共工程和服務業就不大會停頓。
挑選總統候選人是個複雜過程，這一過程促使政黨簽約結盟。方結盟稱為“聯盟”，通常包括保守黨人；另一方結盟稱為“同盟”，通常包括激進黨人。其他政黨和黨內的一些派別根據其選舉策略或所得到的有關未來職位的許諾，參加“聯盟”或“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