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農業發展：哄搶馬普切人土地的一個重要誘因，是智利農產品海外市場的迅速擴充套件。19世紀60年代初年出口價值近400萬比索，60年代末翻了一番。19 世紀70年代，這一增長勢頭持續不減，1874年創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記錄1600萬比索。這一年農產品出口價值與礦產品的出口價值幾乎相等，這在智利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隨後的十年裡農產品出口下降，19世紀80年代稍稍上升了一點。19世紀80年代世界糧價下跌，只有那些靠技術降低成本的國家才有競爭力。可惜的是，當時還沒有什麼智利人有脫粒機和現代磨粉機。因此他們就只好越來越侷限於國內市場了。
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費者需要有更多的鮮肉供應。智利的莊園主們應勢動手改良牛的品種，從阿根廷進口良種肉牛。莊園另一有利可圖的活動是釀製葡萄酒和純葡萄白蘭地酒。酒的消費量從1875年到19世紀末增長了三倍，人均達90升。
莊園主們原本是不交納酒類生產稅的，但在硝石收入下降期間，議會不那麼情願地對酒類徵了稅。就像美國農民曾怒而反對威士忌酒稅那樣，智利的莊園主們也做出了類似的反應。他們沒有組織武裝暴動，但還是有人想這麼幹的。
愛德華多·巴里奧斯在其小說《大先生與窮光蛋》中有段引人注目的描述：莊園主何塞·佩德羅進行了一次單打獨鬥。稅務官們踏上他家土地時，他沒有交酒稅，而是操起一柄斧頭直奔酒廠、搗毀葡萄園、向稅務官們開火。
10.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莊園主們一個個放棄了其在莊園上的鄉村生活，開始享受起聖地亞哥的國際性都市生活。城市不僅使莊園主們有了跟本階級的人們更多的交往機會，也有了經濟發展的機會。他們在聖地亞哥可以投資於城市房地產、銀行、保險公司和礦業公司。
莊園主們從事多種經營後，他們的地產就只是多種商業企業中的一種了，成了可資利用的資本。他們往往透過土地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以投資於其他企業。農牧業的商業性越來越強，他們因而緊隨穀物和牛肉價格的上漲儘可能地開發自家的莊園。鐵路線延伸到了南方地區，導致了船運成本的下降從而更推動了農牧業的商業化程序。
生活在聖地亞哥，使莊園主們得以監管其子女們的受教育情況。他們通常送子女到某一修道會辦的小學和中學。只有兒子們繼續上大學，通常是到國民學院學習法律。聖地亞哥還有各種各樣的招待會、舞會和戲劇演出，權貴們得以結交新朋友、找到心儀的物件。
夏天全家人回莊園，進行騎術競技表演，跳奎卡舞，招待親朋好友。莊園主的家人們在與外界聯絡越來越廣的同時，猶竭力維持其與鄉村的聯絡。然而繼承問題和財務困難使得一些子嗣賣掉了土地，成了完全在城市中從事特定職業活動的人。
莊園主的家人們同土地的聯絡斷了，但在莊園裡從事勞動的人們依然與土地緊密相連。他們沒有真正享受到智利的現代化。鐵路修通後，他們趕牛、運送穀物到終點站倒是近多了。他們多半忙於種植穀物、苜蓿和育肥肉牛，很少從事放牧活動。
他們沒有機會使用機器，因為沒有哪家莊園購置這東西。勞動力工資很低，大多數莊園主都不想購買機器以節省人工資本。智利鄉村的買賣方式變了，但大莊園上的日常生活依然如故。世世代代完全聽憑莊園主或其管家的意願行事。大莊園上連個小學都沒有，勞動者的子女都是文盲。只有不到20%的智利兒童入學，而入學者通常又都生活在城市地區。
11.工業的起步：農業地區變化緩慢，而城市則開始了工業的發展。工業從一開始就同進口貨和本土的手工製品展開了競爭。工業加上原材料（諸如牛皮、穀物和水果等）的附加值，增加了國民收入。本國工業有時還進口外國原料自己進行加工生產。例如，胡利奧·伯恩斯坦就曾從秘魯和巴西進口原糖，在他的比尼亞德爾馬糖廠精煉加工，供應國內市場。
跌路的修建刺激了本國工業的發展。1860 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智利人修建的鐵路長達1000千米以上，其中一半是北部地區的私營礦用鐵路，另一半是國營的客運和貨運兩用鐵路。
開始時鐵軌和車輛全部是進口的，後來瓦爾帕萊索和聖地亞哥的工業企業也供應了一部分。不太有利的是，智利當時還沒有自己的鋼鐵廠，得為此進口鋼鐵。本國木材工業生產了大批枕木，但也還從俄勒岡和華盛頓進口了一些。
智利工業的大部分機器是進口的。伯恩斯坦、烏爾梅內塔和諾思從英國和美國進口了蒸汽機、鍋爐和磨床。像亨利·梅格斯這樣的一些鐵路承包商即使是在為智利政府效力，也還是進口了大部分他們自己的鐵軌和車輛。
智利的確擁有各種鑄造廠和機械加工廠，但尚難以生產出足以使本國成為一個工業國的機器來。主要從事採礦業、農業和商業活動的智利經濟猶如汪洋大海，工業只是大海中一座從事現代化生產的小島。
沒有一種促進工業發展的官方政策，在決定經濟發展方向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公共利益準則。自由貿易是官方政策，並受到了訪問學者法國經濟學家讓·古斯塔夫·庫塞爾一塞紐伊的讚許，但這一政策執行起來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
鐵路、輪船和工業方面的企業家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政府授予其特許經營權，禁止在特定的時期內有競爭者存在。例如，約翰·諾思在伊基克享有兩項政府准許的壟斷權。胡利奧·伯恩斯坦同樣為他的比尼亞德爾馬製糖廠爭得了壟斷權。
除了這一直接的政府支援外，還有另一間接的政府支援。據智利經濟史學家加夫列爾·帕爾馬所說，當政府印刷鈔票解決預算困難時，國家貨幣貶值、進口貨價格上漲。智利人由此感到國貨比進口貨便宜。決策者們有意無意地用使比索貶值的方式促進了工業化開始階段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