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打贏1891年的內戰後，有了左右總統的影響力，從而鞏固了自身的權力。權貴們利用議會謀求自身更多的權益，而又同新興群體結盟，更多地參與社會活動。日益發達的經濟提高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地位，它們提出了對國家政府擁有發言權的要求。
這兩個階級的領袖們成立了專業人員組織和勞工組織，組建了新政黨，並推選代表任議會議員。由於反覆發生的危機致使經濟衰退、政府預算大幅削減，他們遂在受教育權和擴大選舉權方面提出了一些大膽的政策主張。
各政黨並不把心放在全面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上，而是經常為爭權奪利吵鬧不休。20世紀20年代，自由黨領導層大興變革之風，反對黨則投票反對其改革方案。
軍方對政治家們的作為深感不滿，遂採取行動關閉了議會。後來文官政府重新掌權時，總統強行透過新憲法，權力重心從議會轉移到行政當局，正式結束了議會時代。屬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智利人希望新政治制度能夠更多地滿足他們的要求。下一個十年裡的困難時期驗證了這一制度是能夠滿足這些群體要求的。
人口動態：1891年至1925年間，智利人口增長了近61%，從260萬增到了420萬。然而這一增長是不平衡的。聖地亞哥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從1891年的萬增加到了1925年的65萬。北格朗德地區的礦區城市有著類似的情況，從1891年的18萬居民增加到了1925年的35萬。
城市人口所佔比例從20%增加到了30%。而中央谷地大莊園所在的鄉村地區人口沒有什麼增長。人口增加引人注目的鄉村地區是新近移民定居的南部地區。而這一地區大部分城鎮的人口也沒有什麼增長。就業機會很少，許多年輕人流向了城市。
城市的確有許多就業機會。這裡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發展開始了同權貴的競爭。在中產階級試圖取權貴地位而代之的同時，勞工組織了起來，為增加權益開展談判活動。智利史學家裡卡多·克萊布斯認為：議會制的一大貢獻是中產階級未經革命就取得了政權。
智利權貴集團為了強化自己的權力，開始時同中產階級結盟。然而中產階級跟工人階級不同，不是一個有著單一意識形態團結一致的群體，其成員財富、職業和政治傾向各不相同。從一定程度上看，正由於存在著這樣一種差異，權貴們才認為中產階級中至少有些人可以成為盟友，希望他們支援而不是反對其政權。
工會出現後，中產階級如果不願再同權貴集團妥協行事，就可以同工人階級結盟了。像阿圖羅·亞歷山德里這樣的民眾主義中產階級政治家們就搞了這樣的結盟。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中產階級同勞工結成了稱之為人民陣線的聯盟。如果是中產階級的領袖們領導聯盟並處於主宰地位，聯盟則興；而如果勞工取得領導權並威脅到中產階級的利益時，聯盟則亡。
中產階級的興起：智利中產階級的形成與歐美不太一樣。不那麼富裕的店主和政府僱員是獨立後數十年間形成這一階級的基礎。發了財的商人和礦主被權貴集團吸收，而那些財力中等者則支援中產階級。1850年以後，工業企業家和專業人員的出現又壯大了這一階級。
而很少有農牧場主成為中產階級成員的。只有南方地區的外國移民和分得政府公有地的定居移民才發跡為不十分富裕的農牧業中產階級群體。
太平洋戰爭之後政府機構的擴充使政府僱員這一重要群體加入了中產階級行列。1875年政府僱傭2500人，1900年增至5500人，到1925年則有了26500人。這些僱員的收入雖然比商人和專業人員少得多，但——如果不說是全部的話——其中也還是有許多人支援中產階級的。
中產階級成員出身各不相同，難以團結一致；但其認同程度不斷提高，發生危機時還是能夠聯合起來統一行動的。
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有賴於教育事業的發展。1891年，入學人數總共只有8萬人，全國有讀寫能力者不足30%。1900年，入學人數增加了一倍多，共有17萬人；到1920年，入學人數有了40萬，這時幾近50%的人口能讀會寫了。
1920年議會透過決議規定小學頭四年為義務教育。入學人數增加較慢的是中學教育。1900年中學入學人數不到總人數的10%，到1920年也沒有多大的增加。大學入學人數更少，這並不足為奇。1920年只有4000人上大學，只佔上小學和中學人數的1%。
這一時期讀大學的機會多了。1888年天主教會決定發展一種有別於世俗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創辦了智利天主教大學。1919年政府開辦康塞普西翁大學，這是在國家首都以外創辦的第一所大學，南部地區的學生有了更多從事專業工作的機會。
這所大學建立伊始，激進黨和共濟會會員們就控制了其行政、教務活動。這兩個關係密切的群體使這所大學成了一個對現狀的批評遠較聖地亞哥那兩所早已創辦的大學嚴厲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