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與自由：1830至1860年期間，只有三位總統任職，各任職十年。參議員任期九年，眾議員任期三年。總統親自挑選議員候選人，因此他們一定能當選。總統還指定市政官員和地區官員。要鎮壓反對派，他就宣佈戒嚴，通常控制司法部門、支援一派反對另一派。
政體名義上為代議民主制；但受財產要求所限，參加選舉的人很少。例如，1834年參加投票的人數不足7000人，而人口總數為100萬以上。1849年投票人數有所增加，達萬人，而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投票人數又降了下來。
19 世紀50年代發生過兩次反獨裁統治的重大反叛運動，其部分原因就是這種政治參與的欠缺。像本哈明·比庫尼亞·馬肯納和馬塔兄弟這樣的一些自由派領導人要求更大程度的政治自由；自由派礦主佩德羅·萊昂·加略出資組建自己的軍隊，試圖推翻獨裁統治。
1851年和1859年兩度反叛的領導人雖說是為自由主義的理想而戰，但為其地方利益而戰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他們大多是南方人和北方人，而不是中央谷地的人。在南方，軍隊對其待遇心懷不滿，土地所有者因得不到政府的資助而不滿。在北方，礦主們因納稅向政府提供資金卻得不到什麼回報而心生怨懟。
1.拉丁美洲的問題：必須將智利對政治自由的限制及其各地區間的緊張關係放到整個拉丁美洲這一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本半球的獨裁者和革命踐踏民眾的權利，並往往危及其生命。獨立和自治並未開創一個發展進步的新時代，卻造成了停滯、甚或衰退。
墨西哥——富足的前殖民地新西班牙——政治動盪不安，1860年之前只有一位總統是任期屆滿下臺的。獨立後50年了，墨西哥的人均收入猶低於殖民地時期。巴西和阿根廷雖然取得了重大經濟發展，但深受地區分離運動之苦。
拉丁美洲的政治環境十分險惡，反對派領導人和文化人往往逃至他國尋求安全棲身之所。安德烈斯·貝略是位傑出的委內瑞拉學者，為躲避自己國家的獨裁政權，移居智利。他在該國成了智利大學校長，編纂了智利民法大典。多明戈·F.薩米恩託——著名的阿根廷作家、未來的總統——移居智利，逃避胡安·馬努埃爾·德·羅薩斯的暴虐統治。
他在瓦爾帕萊索從事新聞工作，闡發其教育思想。異域來訪者們認為智利和平有序，稱之為“南美洲的英格蘭”。許多科學考察隊（諸如查爾斯·達爾文和克勞迪奧·蓋伊率領的科學考察隊）在智利到處受到護衛，從而得以對其自然、政治發展史進行充分研究。蓋伊的研究及其多卷本著作的出版還得到了智利政府的資助。
西半球各新興共和國贏得獨立後，均全力建立可行的政治經濟制度。早先美國曾經歷過十年的政治經濟動亂，直到十三州聯邦憲法被廢止、代之以現行憲法才解決問題。同樣，智利也試行了多部憲法，力求協調秩序與自由之間的關係。1830年至1860年，智利的種種制度最終得以確立，經濟自由先行，隨後實現政治自由。
政府制定經濟規則，市場負責確定物價、貨物流通和財富分配。這一自由拓展了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商人們積聚了財富後就提出參與政治決策的要求，這毫不奇怪。那些覺得其意願無人理會的人發動了1851年和1859年的武裝暴動。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廢止經濟制度，而是要發展政治制度。
2.經濟變革：有限的政治參與並未妨礙智利人開創一個物質大發展的時代。這一點在瓦爾帕萊索表現得最為明顯。商人們將該港口城市從一個死氣沉沉的城鎮變成了“太平洋的商業中心”。世界各地的商船前往亞洲、加利福尼亞和歐洲時都要在此停泊。
許多總部在費城、利物浦、不來梅、馬賽和加的斯等地的公司都在該港口城市從事經營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捕鯨船都到南部港口城市康塞普西翁購買生活必需品。而銅則使北部的科金博成了一個國際性港口城市。
商人們促使經濟政策從一個明顯惠及特定集團的政策變成了一個私人企業確定市場規則的政策。政府原本試圖保護本國的手藝人、製造商、商人和商船。而當利益衝突和實施困難使保護措施失效時，政府就逐漸廢止了其中的許多措施。
減稅是另一個問題，各集團均為減稅遊說議會。而它們又都希望政府築路、修碼頭、建倉庫、修灌溉渠，但資金短缺，多數工程一時難以動工。私人資本漸漸承擔了一些工程。投資者們開通了第一條輪船航線、修築數條鐵路、開挖了數條灌溉渠。
不幸的是：19世紀30年代初智利國庫空虛，國內外的放款人都吃不準借款是否會償還。儘管國家形勢危急，主要經濟集團還是想要減稅或乾脆取消。因此財政部長馬努埃爾·倫希福決定減稅。減稅是否使經濟有了增長，現在說不準，但政府獲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援卻是實情。
19世紀30年代銀礦的發現成了經濟增長和政府收入增加——從1830年的160多萬比索增加到了1860年的850多萬比索——的主要刺激因素。這筆財富最終使議會得以向公共工程和公用事業提供資金。除了公路和鐵路的修築外，議會還資助教育、增加軍費。